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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逝世(二)

    再说说我公公的家里。以我婆婆为主,一家老小住在楼外地震棚里,苦没少受,却也安全。可是我那个公公,为人耿直,也特别的倔强。他是任凭天崩地裂,“我自岿然不动”,绝对不肯搬到屋子外面住。你们搬你们的,他一个人还是住在二层楼上他的房间里面。他们家的老大贺斗是个医生,随医疗队到唐山救灾去了。老二贺争在东北齐齐哈尔工作。我的婆婆急得要命,让我和贺平说服老爷子。可是,任我们说破了嘴皮子,也没能搬动他老人家。万幸的是以后没有发生大的余震。其实,在北京,像我公公那样不怕死的大有人在。大难临头之时,有的是惊惶失措,有的是临危不惧,有的是争地盘抢位置,有的是舍己救人互相帮助,什么样表现的人都有。那个1976年大地震后的夏天,实在让老百姓们遭大罪,受大苦啦。只有一件事算是“因祸得福”,就是大家都忙着抗震抗灾,机关、学校、工厂里面的什么“学习”,什么“批邓”,全都给扔到后脑勺儿去了。
    那个惊心动魄的地震,那个不堪回首的夏天,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到了9 月,天渐渐凉快,地也没再震,人们的心情舒缓了许多。白天,人们都回到了屋子里面,只有到了晚上,还是为了保险住在外面。
    9 月9 日那一天,从中午开始,广播电台便反复播放:“下午三时有重要广播。”我们的消息太不灵通了,而且“文革”中的“重要消息”也实在太多了,对这个广播我们完全没有留意。下午三时左右,孩子们还在午睡未醒,父亲坐在客厅里看书,家里静静的。我当时正在院子外面,突然听见远远地,空中传来一阵阵奏乐的声音。仔细一听,是哀乐!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赶紧跑到屋里,告诉父母亲。我们一起打开收音机,骤然间,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于1976年9 月9 日零时十分,永远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
    毛泽东逝世,人们首先的反应是惊愕。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革命,没有了毛泽东,中国怎么办?中国人民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二十六年了,人民热爱他,崇拜他,无限地信仰他,一下子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有毛泽东在,是好是歹、是对是错我们都能依靠他。而如今,毛泽东不在了,我们能依靠谁呢?周恩来去世了,朱德去世了,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才刚刚当上接班人,还有,“四人帮”一伙正在不可一世地嚣张肆虐。未来的中国,怎么办啊?这国家、党和军队的大权,交给谁呀?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华国锋能撑得住台吗?“四人帮”能把权力拱手相让吗?
    毛泽东去世了,一连串的问题和疑虑立时袭上心头。人们的忧虑之心,远远地大于悲痛之情。
    哀乐在天空回旋着,降下一半的国旗在低低地飘动着。城市、农村,举国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在进行追悼活动,都在缅怀着毛泽东,这位20世纪中国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去世了,他生前安排的政治格局立即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在毛泽东生命垂危之时,“四人帮”便开始加紧进行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与全国各省市的亲信进行联络,布置“批判”所谓的党政军内的“新老走资派”,并扬言要揪出“走资派”的层层代理人。
    七八月间,王洪文到了上海,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让上海尽速用库存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第二武装”。8 月,七万枝枪,三百门炮,一千万发各种弹药很快发到上海基层民兵组织。毛泽东告病危后,“四人帮”更加紧了在毛泽东身后立即夺权的准备。江青布置人赶快搞一个材料,说明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是怎样把各个诸侯王一个一个搞掉的”。江青已经迫不及待了,她要在毛泽东死后当上中国的“女皇”。毛泽东病危,她不尽妻子的责任照看守候在旁,而是忙着四处活动。她一会儿到新华印刷厂,一会儿到清华大学,一会儿到北京大学,还让报纸发表她“代表”毛主席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8 月28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大放厥词,谩骂邓小平是“造谣公司总经理”;还信口雌黄地大讲“母系社会”,胡说“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说“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她还恬不知耻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8 月30日,她一副丑态地来到一个部队进行“视察”。瞧她那副打扮:身着半新不旧的军装,肩膀上斜背着个军用挎包,挎包上还扎了一条白毛巾。她一摇三摆地在部队里走着,大言不惭地说:“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直接给自己用上了皇帝的称谓。9 月2 日和3 日,毛泽东病情恶化。江青竟然不顾毛泽东的反对,闹着去了山西的大寨,在那里继续大讲那套“母系社会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的论调。作为妻子,她对毛泽东已无丝毫感情可言。直到9 月5 日晚,在中央急电催促之下,江青才返回北京。临走之前,她还没完没了地找人打扑克牌。回到北京,江青也不守候在毛泽东身边,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在那里讲:“秦始皇出游,遇到一个献玉的,上刻有‘今年祖龙死’。”江青想当女皇想疯了,她简直是在盼着毛泽东早点死。回到毛泽东身边,她也不闲着,不顾医生劝阻,不停地让给毛泽东擦背和活动四肢。9 月8 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后,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大讲“文官夺权”。毛泽东去世之前,江青不听医生的,硬要给毛泽东翻身,还到处搜找,看毛泽东有没有留下遗嘱。
    9 月16日,在毛泽东追悼会前,“四人帮”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社论,伪造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其实,毛泽东在4 月30日对华国锋交待的三句话:一是“不要招(着)急,慢慢来”;二是“照过去的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篡改毛泽东原话,伪造“遗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
    9 月18日,在庄严而隆重的毛泽东追悼会上,江青身着黑衣,头披黑纱,一副未亡人的打扮,但却面无恸色。张春桥、姚文元阴险地沉着脸,王洪文则伸长脖子,一直盯着正在沉痛致悼词的华国锋。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拍摄镜头前,八亿中国人民,清楚而憎恨地看到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
    追悼会后,“四人帮”更加紧了阴谋活动。追悼会的第二天,“四人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常委会,会上,江青蛮横地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保管清理。在这次会上,江青足足闹了四五个小时,实际上是在向华国锋发难。在“四人帮”的部署下,上海的民兵指挥部进行了“战备演习”,为发动武装叛乱做具体准备。9 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其走卒“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 月23日,王洪文在与上海的亲信通电话时说:“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9月27日,张春桥指示他们在上海的亲信:“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28日,张春桥送口信给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29日,“四人帮”从深夜到凌晨大闹政治局会议几个小时。为了让已经结束了“联络员”任务的毛远新留在北京不回辽宁,江青更是又哭又闹。10月1 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说还会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指的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还嚷嚷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10月2日,王洪文拍摄“标准像”,准备上台后在全国悬挂。10月3 日,王洪文到北京平谷县讲话,恶毒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把矛头公开指向华国锋。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王洪文擅自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地,凡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四人帮”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等单位的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和“劝进信”,其中一些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江青让天津市为她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社会上也在散布着“四人帮”放出的传闻:10月8 、9 、10日,将有“特大喜讯”。
    毛泽东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月,他生前苦心安排的政治格局已经土崩瓦解。“四人帮”一伙认为他们渴望已久的夺取政权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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