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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怒人怨(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可是,那个小萌萌,不知怎么地摔了一跤,鼻梁正当间儿磕了一个口子,在小脸儿的眉心上贴了一块大白纱布,看上去活像京戏里的白鼻子小丑。父亲母亲是又好笑又心疼。
    搬回宽街,并不代表解除禁锢。父亲整日软禁在家没事可做,就想找点体力活儿干干。可是,家里就这么一个院子,能干什么呢?看见院子里面草地的草长得太高太乱,父亲就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草。父亲已是七十一岁的人,要剪草,却蹲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给他搬了一把小凳子,坐下来剪草。大热的夏天,毒毒的日头下面,父亲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一剪刀一剪刀认真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湿透了他的衣衫。父亲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锻炼身体。
    回到家来,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有书可以看。可是,到了晚上,家里没有台灯,仅靠屋顶的灯光没法看书呀。我们几个子女一合计,下决心自己做一个。我们不但要做台灯,还要给父亲做一个立灯。大姐夫吴建常平时就喜欢做点木工手艺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他正经八百地又画又设计,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做出了一个“最终设计方案”。具体实施的人是吴建常和我。我们找来几块大木板,细心地锯出由大到小三个圆形,并把这三个圆板用胶牢牢粘在一起,做成立灯的底座。底座上面,照吴建常的设计图案,由我用木头精心地打磨了一个带着优美孤线的十厘米高的托子。我们把底座和木托儿的中间都钻好孔,再粘在一起,然后反复刷了好几遍白油漆。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铁水管子,插在底座的孔里,一个灯具便已初具规模了。我们用铁丝做了一个大大的灯罩框子,邓林找来妈妈一件旧裙子,“量体”剪裁,还打上皱褶镶上花边,缝在框子上面,做成一个美丽的灯罩。我们穿上电线,装上灯泡,安好灯罩,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凝结着全家人智慧和劳动的“豪华”立灯,终于自制成功,一眼看去,相当专业,相当漂亮。夜幕降临,在立灯光亮的照射下,父亲坐在沙发椅上适意地看着书,孙儿孙女绕膝嬉戏。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父亲被软禁在家,头发长了,就由贺平给他理发。贺平理发的手艺是在上大学时学的,虽然不像理发师那样高级,却也相当不错。他能在这个时候尽点儿孝心,心中甚是得意。
    贺平一边拿着理发推子,一边说:“你们想想,有几个人给老爷子理过发?那得是特级理发师!”不是自夸手艺高吗?正好,索性把妈妈和奶奶的头发也交给贺平一并“处理”了。反正不出去见人,理成什么样子也没人在乎。父亲的脚趾甲有嵌顿的毛病,经常需要找修脚师傅修脚。1975年底父亲受到批判后,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想到如果父亲被打倒,没有人给他修脚怎么办?于是每次修脚师傅来时,我就向他学习两招儿,还向他要了一套非常专业的修脚刀具。现在,这门“手艺”真派上了用场。我拿着专业的刀具,像模像样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不过,修脚可是一个十足的技术活儿,学好干好绝非一日之功。我的技术实在太差了,修脚刀子又非常锋利,一不留神,就会把父亲的脚割个口子,鲜血直流。好在,念在女儿一片孝心的份上,父亲从不“骂”我。倒是贺平经常为此埋怨我。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好,你怨我,我就拿你来进行练习。于是乎,贺平的那双脚,也就无怨无悔地被我时不时地割破那么一下子。
    全家人劫后重聚,自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但是,我们这个在宽街的家,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四人帮”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仍在大肆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参与者。“四人帮”的暴行虽然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但有的部门却为“四人帮”的追随者所控制,那些单位的高压气氛特别恐怖。邓楠所在的半导体研究所归科学院管。“四人帮”在科学院的走卒们在批判胡耀邦的同时,把黑手伸向了半导体所。他们要从邓小平的女儿身上找突破口,妄图证明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在半导体所,批判进行得特别厉害,追查也进行得特别森严。所里的群众同情邓楠,虽然不敢公开和她接触,但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就会向她表示慰问,有时还给她传条子通消息。随着“追查”进一步深入,半导体所成了“四人帮”突破的重点。“四人帮”的追随者在批判会上公开说:“现在,有人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指的就是邓楠。“四人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公安部、科学院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八九个人的工作组进驻半导体所。进所不久,他们就抓了一个与邓楠同办公室的人,意在通过此人追查邓楠。所里已经传出风声,说下一个就要抓邓楠了。在恐怖的高压气氛中,邓楠的心情可想而知。她白天在单位里随时准备被抓,晚上回家,就尽量在父亲身边,多陪陪老人。她向我们交待,如果她被抓了,一定要替她把眠眠照顾好。
    老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不愿意相信这句话,但非常不幸,老话往往是灵验的。“四人帮”猖狂肆虐,已是人祸横行,一场巨大的天灾,又接踵降临了。1976年7 月28日,中国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7 月27日晚上,我到前门火车站送贺平去东北辽阳出差。回家收拾一番,过了午夜方才躺下睡觉。刚刚睡着,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轰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从床上坐起来,定了一下神儿,立刻想到,是地震!
    28日凌晨二时,河北唐山地区发生了七点八级强烈地震。
    我跑到走廊里大叫:“地震啦!地震啦!”这时,只听见我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转身一看,走廊的屋顶竟然垮下了大片。我想到了奶奶,赶紧跑到她的屋里。我看见整个房屋、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着,奶奶扶着桌子,站都站不稳,根本不能走动。我赶紧把奶奶扶着走到室外。这时,邓林、邓楠也都跑了出来。我们相对一看,一起大叫起来:“爸爸、妈妈!”平时为了安全,父母亲在睡觉时门是紧锁着。这下子可糟了,我们从外面根本打不开。我们找了一根棍子,七手八脚硬是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一看,由于吃了安眠药,父母亲还熟睡未醒呢。我们赶快把他们叫醒,扶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外。这时,天在摇,地在动,从深深的地底下发出沉闷而又巨大的轰鸣,让人感到格外恐怖。我们扶着三个老人,刚刚在院子里站稳,邓林突然大叫:“还有孩子们呢!”突遇危急,我们满脑子想的只有爸爸和妈妈,却把两个孩子给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返身冲进晃动着的房子里,一把抱起还在熟睡的孩子。跑了出来。这下子,全家老少三代十来口人,全都在院子里。真悬哪,如果房子塌了,孩子们就完了!
    余震还在继续。我们的房子是四合院的老房子,墙的外面看着好好的,里面却全是碎砖头,一点儿也不结实,第一次震动就塌了一个房角。屋子里绝对不能呆了,我们搬了一些椅子让老人和孩子们坐在院子里。这时,天边露出了曙光。强烈地震之后,在一片混乱和惊恐万状之中,北京,这座古城,迎来了新的一天。
    天亮了,但看不见北京那特有的光芒四射的太阳,厚厚的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在这巨大的人间灾难之后,天与人心一样地阴沉。为防余震,人们不敢进屋。我们大家动手,在种丝瓜的竹竿架子上搭了几块塑料布,让老人和孩子坐在下面。不久,天上下起了雨。而这雨,越下越大,就好像从天上注下了倾盆之水。塑料布一兜水,那个极不结实的竹竿架子一下子就塌了。我们只好回到屋里,全家人坐在靠近门口的走廊里,以便一遇大震就往外跑。
    忙乱之后,我想起了贺平家。他们家有两个老人和两个三四岁的孙儿,这一地震可怎么办呀?我带着两个弟弟——飞飞和小胖子两个劳动力,骑着自行车赶往和平里。
    出了家门,一眼望去,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老百姓全都出来了。人们有的穿着裤衩,有的光着膀子。大人叫,小孩哭,一片拥挤混乱,整个北京城陷入极度的恐惧慌乱之中。北京市内大部分是四合院老房子,许多破旧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到损坏。为防余震,人们只有呆在室外。满街满胡同的老百姓,各家各户,都在忙乱地从屋子里往外面搬椅子、抬床、占地方、支棚子。人们眼睛中流露出来的,不是镇定和信心,而是慌乱和不知所措。“天安门事件”、“批邓”、“追查”,早已闹得鸡犬不宁,老天爷还要雪上加霜地来闹地震,让咱们老百姓可怎么活啊!
    从沿街混乱的人群穿过,到了和平里。和平里是一个楼房区,大震之后,没人敢在楼里呆着,家家户户都在楼外寻找安全地方以求栖身。偌大一个楼房区里,凡是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像市区的老百姓一样,人们也在慌着忙着往楼外搬东西,一片混乱。一到贺家住的那栋楼前,就看见我的婆婆抱着小孙女、小孙子,孤零零地坐在楼外。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眼泪潸然而下。我和弟弟们帮着在两棵树中间搭了一个临时棚子,再在棚子下面安了一张床,让我婆婆和两个小孩子有个休息的地方。在来和平里的路上,我听说昨天晚上地震时经过唐山的两列火车翻了,死了好多人,我们担心极了。贺平坐的那列火车正是在那个时候经过唐山呀。现在是一片混乱,电话电报全断了,听来的消息什么样的都有,真让人心烦。联系不上,只能听天由命地等待。直到三天后,电路通了,接到贺平从辽阳发来的电报,一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消息慢慢清楚了,而且令人极其震惊和痛心。这次地震的震中在河北省唐山地区,震级七点八。强烈的大地震,使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唐山夷为平地,震情波及天津、北京两个重要城市,使这两大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在地震中,震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二十四万人死于震灾,伤者不计其数。对于经受着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刚刚经历了“天安门事件”的中国人民来说,这场大地震,无异于苦中加难。神州大地之上,本来已是人祸横行,如今再加上天灾肆虐,难道真的是天怒人怨,国祚危难了吗?
    地震发生的当天,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组织人员,从四面八方组成抢救队、医疗队、建筑队等火速赶往灾区,并组织大批救灾物资迅速运往受灾地区。劫难中幸存的灾区人民,强忍着失去亲人和家园被毁的巨大悲痛,从瓦砾和废墟中站起来,英勇地投入到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战斗中去。灾区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在中华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英雄丰碑。
    唐山地震,牵动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但是,就在全国人民为唐山地震悲痛焦虑忙碌的时刻,“四人帮”一伙却视巨大的灾情于不顾,视处在困境之中的灾区人民于不顾,丧尽天良地胡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并攻击中央和国务院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江青蛮横无理地指责中央和河北省地方领导是“走资派惊慌失惜”。在“四人帮”的干扰下,中国拒绝了一切愿意提供的国际援助。8 月11日,姚文元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胡说“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把矛头对准正在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在举国上下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候,江青等擅自印发“批邓”材料,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个文件是“三株大毒草”,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批判”。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救灾的时候,“四人帮”一伙表现出来的狰狞面目和丑恶嘴脸,激怒了全国人民。对“四人帮”要求进行的“批判”,全国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抵制。
    天灾人祸,天怒人怨。历史的结局,从来不是天注定的。历史,最终要由人民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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