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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不惊(二)

    父亲被打倒了,根据“文革”以来一贯的经验,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就会被赶出宽街的家。在办“学习班”时,我们就已开始抽空收拾东西。果然,没过多久,中办来了一个负责人到我们的“学习班”,通知我们立即搬出宽街去。我们问他:“搬出去我们住哪儿?”来人态度恶劣地说:“住单位去,住学校去。我们不管!”有了“文革”以来“千锤百炼”的经验,我们的心定定的,一点儿也不惧怕。他们凶,我们比他们还凶。他们狠,我们比他们还狠。我们高声地对他们说:“我们还有孩子,我们还有奶奶,我们单位没给我们分房子。要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得给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得是一个院子,还得住得下我们一家的人!不给我们找地方住,我们决不搬家。不信你们就试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全家人都绑着走!”回想1967年赶我们出中南海的时候,我们才两三个人,才是十几岁的学生,都没让他们随随便便地把我们赶出去。今天,我们有十来口人,一个个身强力壮,且都极富“运动”经验,要把我们赶出去,想得也太容易了!“文革”中间,我们这一家人,曾经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被狂风吹得飘零四散,受尽了人间凄苦;而今天,我们又要被人驱赶,想起这些,悲伤和仇恨一起涌上心头。我们和中办的来人吵,从屋里一直吵到屋外,从后院一直吵到前院。在紧临大街的前院里,邓林、邓楠和我三个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大声地和他们抗争。看见我们激愤的样子,在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都同情地看着我们。中办的来人看看没有办法,只好悻悻而去。
    斗争虽然暂告胜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早晚是要搬的。当晚,我们便开始着手收拾东西,做准备。果然,“学习班”刚刚结束,我们便接到通知,中办让总参管理局在美术馆后面的育群胡同给我们找了一个小院子,命令我们三天之内必须搬走。三天的限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曾经有过两小时内必须“滚出去”的经验吗。三天,足够了。我们太有搬家的经验了,大家一起动手,收拾得快极了。
    大人们都忙着收东西,两个小家伙怎么办呢?其时,正好我们的表弟小胖子来北京住在我们家里养病,我们就把带两个小家伙的任务交给了他。
    小胖子是二姑姑的小儿子,学名叫张海江。起的学名虽然挺有气魄的,但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孩子。一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孩子,整天坐在院子里的藤椅子上。大孩子讲故事,小孩子听故事。也是真人不露相,那个平时憨憨厚厚不爱讲话的小胖子,竟然有那么多的故事可讲,每天从一大早起,一直讲到天黑,好像永远也讲不完似的。我们几个姐姐夸奖小胖子能干,小胖子说:“没办法呀,我全是乱编的,他们两人还挺爱听的。”
    爱听就行,反正我们都忙得脚朝天,有个小劳动力能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也是天助我也。我们这次搬家,比以前的几次可麻烦多了。你想,父母亲虽不在,但我们老老少少结了婚生了孩子,还有十来口人。而且这次,我们要把能搬走的都搬走,什么也不留下。我们要求让我们带一些最基本的家具走,可上面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们也不示弱,便再跟他们一争再争。最后,总算让我们带了几张木板床和几件我们家50年代的旧家具。搬家的期限就要到了,我们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一个劲儿地忙着收拾。夜深了,才想起那两个交给小胖子的孩子。到院子里一看,小胖子还在那儿给他们讲故事,四岁的眠眠眼皮已经抬不起来了,两岁的萌萌早已在藤椅上坐着睡着了。把他们抱进屋里,才发现,在院子里一整天了,两个小家伙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脏得活像两个小煤球儿。
    搬家的那一天,我们利利索索地把东西家当全部搬上卡车运走。搬完东西以后,我们站在院子里最后地看一眼。回想一下,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年了,刚来的时候,院子里面光秃秃的,而现在,满院都是青草绿树和鲜花。两年前我们种下的月季花现在开得正盛,花繁叶茂,五彩缤纷。我们不约而同地说:“这么好看的花,我们带走。”于是立即动手挖起来。我们找来一个运煤用的小铁手推车,挖一棵,装一棵。装满一车就推着走,从宽街推到我们的新家。我们挖了几棵月季花,几棵玉簪花,几棵芍药花,一趟一趟也不嫌烦,全都推着运到了育群胡同。
    总参管理局在育群胡同给我们找的是一个小小的前院儿,后院住着老红军谭冠三。说是小前院儿,还正经有北房三间和东厢房三间呢。比起1967年从中南海赶出去后在方壶斋住的那两间小房,气派多了。我们把家具放好,把床铺铺好,再把厨房的灶具和锅碗瓢勺全都放好。这新家,按北京话说,“就全齐啦”。还有那些不辞辛苦从宽街运来的花儿呢。飞飞又拿出在农村插队时那副壮劳力的样子,抡起大锄头,把小小的院子中间一块生土地,一会儿就挖整成了一块颇为像样的花圃。飞飞一边挥舞着锄头,抛洒着汗水,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句话,是当时被批判的一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竟然在这儿让飞飞当作劳动号子给用上啦。在育群胡同那个巴掌大的小院子里,五彩缤纷的月季花和洁白如玉的玉簪花怒放着,让人看着就感到那么的提气。
    “文革”中间,我们搬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回想起来,我们住过的地方,就像流浪者漫漫旅途中那一个又一个的驿站。而育群胡同的这个小前院儿,成为我们那看不到尽头的政治旅程中新的一站。当我们在这个新居安顿下来后,夜阑人静之时,全家的人都在想着: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哪儿呀?
    搬完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单位、学校上班上学。此时,全国上下都在加紧进行“批邓”和对“天安门事件”的追查。我们所在的单位和学校,工作学习全都停止,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批判”和“追查”。北京是“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地,各单位追查的气氛尤其森严,简直是层层审查,人人过关。虽然天安门广场的人民抗议活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对于“批邓”和“追查”,群众采取了明显的抵触态度。不仅群众情绪抵触,许多单位的负责人也都是敷衍行事,常常是“批判”的时候三言两语,追查的时候走个过场,交差了事。当我们回到单位接触到广大干部群众时,我们异常高兴地发现,绝大多数人对我们非常好,连一些平时不熟悉的人,也热情地专门来和我们打招呼。作为邓小平的子女,我们自然是被“追查”的重点。单位里面的领导和群众,就自发地保护我们,主动替我们打掩护。有的时候,当我们到单位的时候,会发现在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支持安慰我们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在政治高压面前这样立场鲜明,我们十分感动。我们为我们的人民感到无比的骄傲。
    贺平一直住在我们家里。作为女婿,他和我们全家人一起经历着这特殊而又艰难的岁月。自从“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他和我们全家人厮守在一起,很久没有回他父母家了。他惦记着他的父母亲,在允许我们从宽街的家外出后,他便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去看父母。
    我的公公贺彪和婆婆陈凯,1972年从江西卫生部干校回北京后,一直住在和平里一个国务院分配的宿舍楼里。我的公公是被打成“走资派”的原中央卫生部的副部长,虽然回到北京,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我的婆婆也是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从江西干校回京后也没有分配工作。我公公是原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老卫生战士,人虽不善言谈,但却性情耿介。“文革”中因和造反派斗争,几乎被打断了腰。像许多老干部一样,他被打倒,被批斗、下干校,被迫劳改,最后回到北京。在经历了这么多风雨磨难后,性格依然刚直如旧。“天安门事件”以来,我的公婆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直十分担心。他们不是为他们的儿子担心,而是为他们的亲家———邓小平和邓家一家人担心。
    “两个决议”发表后,我的公婆不知道邓家人的消息,心忧如焚,连觉都睡不着。这一天,突然看见儿子回来了,他们抓着儿子,详详细细地问清了邓家的情况。听到邓夫妇又被带走,而且至今音讯全无,老两口不禁潸然泪下。我的公公对贺平说:“你不要在我们这里多停留,赶快回去把飞飞带来。”贺平遵嘱回来,把我和飞飞一起叫上,骑自行车到和平里。
    自从嫁到贺家以后,我和公公婆婆之间的感情一直特别好,这次劫后重见,看见二老焦急关切的神情,看见婆婆满头的苍苍白发,心中不禁一阵酸楚。我强忍住泪水,尽量做出一副笑容。我知道,二老已经十分忧心了,不能再给他们增添愁烦。
    看见飞飞,我的公公十分郑重地说:“平平、毛毛、飞飞,你们听我说。我有三个儿子,平平和毛毛结婚,就等于我把这个儿子交给邓家了。现在邓家有难,从今天开始,平平就算是邓家的儿子了。平平,你不要担心我们,就随邓家去。生,和邓家在一起;死,也和邓家在一起。”说着说着,我的公公的眼中流下了泪水。他继续说:“你们家现在非常危险,‘四人帮’那些坏人什么都做得出来,甚至会害你们的。邓家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已经被整得残废了,现在只剩下飞飞这么一个完整的儿子了。我要把飞飞送到我在湖北洪湖的老家藏起来。我们要把邓家这个儿子保护下来。”听到这里,婆婆和我都已泣不成声。飞飞完全明白我的公公的好意。但是,在这艰难的时刻,他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离开全家人?飞飞对我的公公说:“贺伯伯,谢谢你了。我不走,我要和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我的公公说得恳切,飞飞也回答得坚决。在离开和平里时,我们骑着自行车,慢慢地往回走。当我们回头望时,老远老远地,看见我的公婆两位老人,还站在楼前的台阶上,无限眷恋地望着我们。在落日余辉的照射下,他们那苍苍的白发,显得格外的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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