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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成就(二)

    自复出工作后,邓小平等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邓小平等大力推动全面整顿,大刀阔斧,坚决果断。“四人帮”加紧抢班夺权,收集材料,网罗罪名。而处于最高地位的毛泽东,则希望双方妥协,进行合作。毛泽东的希望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这场斗争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的生死决战,根本没有任何余地可以回旋。1975年的7 、8 、9 三个月,全面整顿发展到了高潮,双方的殊死斗争也发展到了高潮。
    1975年9 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地方省、地、县负责人,农业、科技、财贸等许多单位代表,共3700多人。召开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建设大寨式的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等问题。9 月15日,会议在山西大寨大队召开。
    邓小平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很重要,可以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强调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四个现代化比较起来,更加费劲的是农业现代化。他说,农业是基础,不管工业发展得怎么快,不管我们科学技术的水平提高到怎么样,要有农业这个基础的发展,才能推动另外三个现代化的前进。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拉了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要求全国各地,省委要抓农业,工业越发达的地区越要抓农业,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他还讲到整顿的问题。他说,我们全国现在存在着各方面的整顿问题。军队要整顿,这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讲,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就是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就是整顿。他说,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
    邓小平的讲话,在广大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拥护。对此,“四人帮”一伙自然是心怀不满。江青是最憋不住了。在邓小平讲话的时候,她就在一旁冷言冷语地多次插话,表示不同意见。一次,她更是跳了出来,在接见大寨群众和干部时大放厥词。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她不说农业,而是大讲评《水浒》。她说:“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她实有所指地说:“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她恶狠狠地叫喊:“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江青此番讲话的要害,是说在《水浒》这本书中,新上梁山的宋江架空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首领晁盖。江青的用意一看即知,她讲的宋江,就是指的邓小平。讲宋江架空晁盖,就是说邓小平架空毛泽东。江青的这一个恶意挑拨,是讲给与会的干部、群众听的,更是讲给毛泽东听的。在大寨,江青还召集一些文化教育单位开座谈会。会上,她阴险地说:“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不知羞耻地说:“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她造谣说:“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她猖狂地叫嚣:“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还提出无理要求,要在大会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还要印发她的讲话稿。
    一个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实际上变成了邓小平和“四人帮”直接交战的战场。会上各讲各的,政治分歧十分明显。全国近四千各地各级干部,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邓小平的务实和坚定,江青的猖狂和丑态,给每一个与会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在全党全国强烈要求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大形势下,人心之向背,已毋庸赘言。
    江青无理取闹,要求播放和印发她的讲话,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华国锋为此向毛泽东请示。得知江青在大寨会上的表现后,毛泽东生气了。他曾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地交待、嘱咐和批评,而江青却听而不闻,屡犯不改。毛泽东生气地厉言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这三个“不要”,又一次地支持了邓小平,又一次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华国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拒绝了江青的无理要求,并指示山西省委书记王谦不要在山西播发江青的讲话。
    农业学大寨会议这一场恶斗就这样告一段落。
    9 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了陈永贵的一封信。信中提出要将在农村现行的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近期内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陈永贵提出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以“均贫富”为名,在农村搞新的平均主义和“穷过渡”。当时农村生产力十分低下,这种提法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会上,一开始就出现了巨大的分歧。有的人赞成陈永贵的提法,而更多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则表示反对。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等纷纷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由于毛泽东在大寨会议期间批评了江青,减少了阻力,因此总的来说,这一次的会议开得较为顺利。在李先念的主持下,会议决定暂时不改变农村现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国务院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对“左”的做法进行迂回抵制,使我国农村避免了又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这次能够排除“左”的干扰,对于农村工作非常重要,使得农村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于9 月27日和10月4 日两次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申:“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他说:“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在这次讲话中,除了讲整顿,邓小平还特别突出地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没有解决。”他说:“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毛泽东思想是丰富的和完整的,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不能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片面化,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这是长时期萦绕在邓小平脑海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60年,他就提出了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庸俗化这个问题。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15年后的今天,在毛泽东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的时候,在党内民主生活已经极不正常的时候,他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说,他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但是,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如何理解、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对于我们的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原则性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看来,关系到党的生命,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掌握得好,处理得正确,会福及子孙万代。如果掌握不好,处理得偏颇,或者为坏人所利用,则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邓小平明知,在“文革”中,这个问题是一个禁区,是一个充满不测的险区,但他还是触及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论你愿意与否,早晚都将涉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知道,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一生。它所代表的,是中国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篇章,是现代中国的一个时代。对毛泽东思想怎样掌握,对毛泽东个人如何评价,将直接关系到对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评价和定位,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明明知道,他所讲的这篇关于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完全有可能为坏人所歪曲利用,也可能得不到毛泽东本人的认同,但他还是讲了。他必须要讲。经过6 年的磨难,他努力争取复出,为的就是要运用这个再次能够工作的机会,申明正义,为党、为国家、为他深爱着的人民,尽一份赤子之心。他早已无所顾忌,早已把个人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早已做好充分的、不计任何后果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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