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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三个文件(二)

    第二个文件,是中国科学院党组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这个文件,是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的协助下,由中央派到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主持,从7 月份开始起草的。《提纲》主要内容如下:一,科技部门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朝又红又专方向努力。二,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三,必须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科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现“以工厂、农村为基地”,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四,自力更生,又不闭关自守。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五,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六,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并提出要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提纲》的起草工作,多次开会讨论,发表了许多讲话,并亲自对《提纲》进行修改。9 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代表科学院作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多次插话,对《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说,现在科技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究竟算红专还是白专?“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他说,老科学家改行教别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他指出:“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他还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他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在谈到教师地位问题时,他说:“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能起作用。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革”中的禁区,鲜明地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由于这一《汇报提纲》实在是观点鲜明、态度明确,与“文革”以来所奉行的极左思想大相径庭,大有逆“文革”而行的气势,因而在报呈毛泽东后,一直未能获得他的同意下发。尽管这个《汇报提纲》没能在毛泽东处通过,但它的起草,它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精神实质,它的使人振奋的感召力量,已经在整个科学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犹如沉沉黑夜中的一支火炬,点燃了人们心中的希望。
    全面整顿的实践,既要有敢于冲破“文革”禁区的胆略,也要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在邓小平亲自指示下,由邓力群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从8 月份起,开始起草一个重要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是第三个文件,简称《总纲》。《总纲》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精神,提出要以这三项指示为纲,完成实现四化的宏伟战略目标。“以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改变了“文革”以来惟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而把“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两个任务,放到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这种带有纲领性质的提法,可以说是“文革”九年以来的一大突破。《总纲》鲜明地提出:“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总纲》指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总纲》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语言,尖锐地对“四人帮”进行了抨击。文章说:“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总纲》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总纲》一针见血而又不无讽刺地指出:“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如果说,《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汇报提纲》)两个文件,是从两个部门的角度批判和纠正极左错误的话,《总纲》就是从理论上全面论述整顿的指导思想及其方针政策,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和极左错误。“文革”以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刀笔吏,利用他们手中的笔,利用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制造了多少混淆视听的谬论,聒噪了多少耸人听闻的言词,封杀了多少正义的声音,诬陷和迫害了多少无辜的正义之士。今天,也就是自“文革”以来九年,第一次有人拿起笔来,和他们公开地全面地进行较量。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谷牧、胡耀邦、周荣鑫等国务院一些部门的领导和政治研究室的胡乔木等,向恶贯满盈的“四人帮”展开了全面的反击。以《总纲》为代表的一系列文件,如万马齐喑之中的振鬣长鸣,是正义之声,是希望之声,是投向“四人帮”罪恶势力的正义之矛,是与之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宣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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