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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军委、政治局(二)

    王洪文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毛泽东到底要怎样安排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呢?要知道,到了这一年———也就是1973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就要满八十高龄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八十呢。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要对“后事”有所安排,可又难于进行安排。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把权力进行了划分: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但是,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经过这样一个安排,毛泽东可能认为,政治天平上已经势均力敌,可以达到应有的平衡了。毛泽东这样的安排,是一番苦心的安排,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安排。毛泽东太自信了,他本以为,这样一个安排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福及“身后”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的天平,没有等到“身后”,在他的“生前”,由他亲眼看着,就倾斜失衡了。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地议论和评述,总而言之,在1973年底,毛泽东不但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而且赋予了邓小平以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权力。他是希望邓小平在周恩来不能工作时,接替周恩来的工作。偌大一个国家机器,总得要有人来操作运转吧。
    有理由认为,在“文革”进行了七年多的时间后,毛泽东想以新的政治格局安定形势。从内心来讲,他渴望着快点达到“大治”,他不愿意再“闹”了,更不愿意再大乱了。
    乱乱哄哄地闹了七年多,全国人民早已思安思定,连毛泽东也开始思安思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文革”起家的动乱势力,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这些人,论“文”不会治国,要“武”不能打仗,没有了动乱,就没有了他们生存的基础。更何况,林彪死了,他们认为夺取大权的机会来到了,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江青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
    1974年到来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江青一伙人却一点儿也不闲着。1 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他们所炮制的“批林批孔”材料。毛泽东批准后,中央将此材料于1 月18日转发全国。
    1 月24、25两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文革”大将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
    两次批判大会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与此同时,江青还给国务院一些下属单位写信、送材料,煽动“批判”。江青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的职务,她是要借“批判”这个工具,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制造声势,以便批周,进而夺权。
    2 月,江青亲自出题,让她的“御用”写作班子,北大、清华的“梁效”(也就是“两校”)撰写《孔丘其人》,露骨放肆地攻击周恩来。
    2 月16日,江青在与其党羽开会时叫嚣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
    2 月8 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上公然攻击军队,说:解放军总参谋部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3 月5 日,江青、张春桥又召集军队一些人开会,江青狂妄地叫嚣:“就要整一整军队”,并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夺取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江青等人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许多地方“战火”重燃,生产下降,工作瘫痪,经济再次遭到破坏。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文革”动乱势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
    1974年1 月31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支持下,坚持对军队系统不搞“四大”的问题做了布置。4 月份,国务院还就扭转生产下降、不要成立造反派性质的组织和制止混乱局势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
    在江青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后,叶剑英愤然将会上迟群、谢静宜的讲话送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到,江青他们的确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果继续下去,事态必然扩大,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对江青他们加以节制。
    2 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给他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要求见见毛泽东。3 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发动“文革”时,他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顽劣本性,毛泽东知之甚深。但毕竟,江青是他的妻子。纵有千种不满、万般责备,毛泽东对江青,还是保护和有所倚重的。他可以不见江青,可以批评江青,可以节制江青,但是,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他的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依眷和信任。这种依眷信任之情,越到晚年,越加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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