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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工作(二)

    不久,受周恩来的委托,他的夫人邓颖超到花园村来看望邓小平夫妇。邓颖超和父亲同岁,比父亲大几个月,所以父母亲称她大姐。这个大姐,与一般人称的“大姐”意义又有不同。父亲清楚地记得,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党活动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和他在一起。他们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他们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曾经住在楼上楼下。周恩来和邓颖超亲眼目睹了二十四岁的邓小平的第一次恋爱,亲自为他和张锡媛操办了婚礼。他们曾看着这一对年轻的革命夫妻幸福地工作和生活,也曾为张锡媛的难产而死和邓小平的悲痛而伤怀。在那个时候,他们叫邓小平为小弟弟。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和兄长,邓颖超更为同姓的大姐。生死相知几十年,一晃又是近七年不见了。这次大姐来,本应是高兴的事,但不幸的是,大姐是受周恩来委托,来告诉邓小平夫妇他本人的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这时,父亲才知道,周恩来患病,并且患的是癌症这种恶性重病。相见时那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
    3 月28日晚十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江青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也是他近七年来,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从这天以后,他们的见面次数很多很多。他将要和周恩来一起,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经历许许多多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3 月2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那个著名的书房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自从1966年9 月之后,时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见了毛泽东后,邓小平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当场作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次会后,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50年代设立中央一线、二线,让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接班人之一,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文革”开始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打倒邓小平却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毛泽东的决定。让邓小平复出重新起用,也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次见到邓小平,毛泽东是高兴的。其实,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存有一分赏识,或者说留意。在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后,首先,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同时,可以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心中确实是寄予了一份厚望。从以后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毛泽东确曾给予了相当的重托和有力的支持。从此以后,在周恩来住院期间,许多外宾来访,都是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进行陪同。在以后的三年中,不论是谈工作还是陪见外宾,邓小平多次出入毛泽东的这间书房,直到再一次被打倒。
    4 月9 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的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待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要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的身上。
    近七年的时光过去了,天地间发生了多少的变化,每个人又都经历了多少的沧桑,真是说也说不完。党和政府还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着去做,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完的。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夜幕降临。共进晚餐时,他们还在交谈。玉泉山新绿层染的丛林寂静了,清澈滢碧的湖水波澜不起,鱼儿也潜入了水底,四周万籁无声,仿佛刻意地不去打扰这久已向往的、推心置腹的和重要的谈话。
    1973年4 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周恩来总理抱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宴会的人们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是邓小平!就是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一些参加此次宴会的外国记者特别敏感,宴席未散就纷纷抢先走出宴会厅。记者们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之间,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这次宴会上,人们看到的邓小平,是缄默的,但却是安然的。时势的变迁,使他更加的深沉,更加的健康。在他身上,竟然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苍老。
    父亲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不过,此时的国务院,和“文革”以前的国务院,已有天壤之别。
    1965年,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是这样的:
    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秘书长:周荣鑫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到了1973年,原国务院组成人员中,邓小平、贺龙、乌兰夫、谭震林、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共八人被打倒;陈毅被批判并于1971年病逝;柯庆施和谢富治分别于“文革”前和1972年死了;林彪1971年自爆;陈云、李富春、聂荣臻被批判,已实际不能工作;秘书长周荣鑫也已被打倒。
    目前的国务院,只有总理周恩来,和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在工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困难的经济情况,这么混乱的社会秩序,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是可想而知的。国务院的工作不只是经济工作,还有外交及教、科、文、卫等等各项工作,真是千头万绪,抓不胜抓啊。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生产领导小组,由余秋里和谷牧两人协助周恩来和李先念管理经济工作。这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是,就是这样,周恩来还是要日理万机,以至于累垮了身体,累得得了绝症。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国民经济经历了由增长到大幅度下降,再到初步回升的反复过程。到了1969年,经过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的努力,好不容易扭转了动乱以来工厂停工、生产下降和经济遭到全面破坏的状况,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经济也有所回升。1970年和1971年,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在这一基础上,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又一次产生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和货币发行的“四个突破”。还是周恩来及时发现,并着力扭转了这一情况所带来的种种困难。经过努力,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长。
    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这个时候,虽然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经济有所恢复,但是,由“文革”运动造成的破坏实在太严重了,真是积重难返。1972年经济虽有好转,但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三个突破”还在继续发展。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像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如何工作,如何处理各种人事关系,还需要有一个熟悉和辨别的过程。到任之后,他一头埋进工作,处事上则较为低调。只有一件事是他格外关心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疾病的治疗情况。而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对于邓小平也格外地信任。受周恩来的委托,邓颖超于6 月9 日上午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和他们谈总理病情。总理的病,看来的确不容乐观啊。听完邓大姐的介绍,大家的心情十分不好。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责无旁贷,要助周恩来一臂之力,与之患难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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