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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步校(二)

    11日离开景德镇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市领导们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
    从景德镇回来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见王瑞林,父亲一行便直奔进贤。中午时分,当他们到达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时,看见当时在“干校”任副校长的李树槐在门口迎接。李树槐原来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文革”前和我们一家人相当熟悉,到此时也是多年未见了。他深情地对父亲说:“老首长,你来了我们很高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父亲看见李树槐也很高兴,他说:“我来这里是想见见王瑞林。”李树槐立即说:“可以。我们马上派人叫他去。”
    此时王瑞林还在田头劳动。有人到田间通知他:“你的老首长看你来了。”王瑞林先是一愣,随即上了来接他的吉普车,匆匆赶到招待所。见到几年未见的老首长,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能够见面,实乃劫后重逢。看着王瑞林消瘦而晒得黑黑的面颊,看着他一腿一脚的泥巴,父母亲都很激动。他们专程来进贤,就是为了要看王瑞林。没想到,原来那个年轻精神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不惑,一副满面风霜的样子。父亲为人一向寡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不多说。虽然不会多说,但他内心的感情却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对王瑞林这样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更是感情很深。这种感情,不同于对自己子女的骨肉亲情,但却又极其相似。大家一起吃完午饭,父亲对李树槐说:“我想带王瑞林回南昌去住两天。”李树槐爽快地答应了。王瑞林随父亲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楼中,王瑞林见到了奶奶和家中的一大群人。几年没见,大家相互询问着对方的遭遇,其中的沧桑辛酸令人难过,也令人感叹。像家人一样在步校住了两天后,王瑞林要返回进贤“干校”去了。我们全家人把他送到门口,大家依依不舍,但却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见。
    在江西的三次外出,对父亲来说十分重要。“文革”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文革”到此六年多了,诸多风云,诸多不测,世间的人和事物,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是好是坏,一目了然。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在江西南昌步校的院子里,围绕着那栋灰色的小楼,父亲仍旧一圈一圈地散步。他的步伐很稳,而且很快。他虽仍旧是那样地不言不语,但你可以清楚地感到,他的心中,充满了思索,充满了信念,充满了渴望。六年的政治磨难,三年的劳动锻炼,为他积蓄了充足的精神和体力,使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好像一艘已经高张起巨帆的航船,一旦风起,便可启程,全速远航。
    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北京。
    要说“文革”中间学会了什么本事的话,首屈一指要数收拾东西搬家。我们家的人,总是随着命运的起落被赶来赶去和搬来搬去,练就了一身搬家的好本领。一声令下,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把东西收拾好。衣服被褥,简单好收拾。那些书是最宝贵的,要一一收拾好放入箱中。还有就是家里的那些锅碗瓢勺,也得带走啊,不然到北京用什么东西做饭呀?
    二姑父张仲仁本来就能干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解放”,可在家里,他还是老样子,有什么活儿干什么活儿。妈妈和奶奶是总指挥,两个老太太很有点“指挥千军”的大将风范,把一家人支使得虽然有点团团转,却忙而不乱。其他的东西都好收拾,可我们养的鸡还有十只,怎么办呢?还是奶奶聪明,她指挥大家把鸡杀了,全都做成自制卤鸡,带上火车,还可以美餐一顿呢。
    要走了,要离开江西了,要离开步校了,要离开相处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了。父亲叫母亲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母亲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看望和道别。
    听说老邓和老卓要回北京了,工人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三年之中与老邓、老卓朝夕相处,感情很深,又实在舍不得他们走。老卓来时,陶排长没有在家,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厂里的几个工人赶到步校小楼,无论如何他们要送送老邓和老卓啊。看见门前有一辆大卡车,工人们说:“不好,他们可能就要走了。”说着赶紧进到院子里。老邓、老卓听说工人们来了,立即张罗着让他们到楼上坐,还让人从已经装好的车上取下一些点心、糖果和水果,热情地招待大家。陶排长在这三年当中,和老邓、老卓接触最多,他有点激动地说:“老邓,听说你要走了,我们几个工人来为你送行。”老邓也充满感情地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了大家。现在要回北京去,我叫卓琳昨天下午去看望大家,表示我的意思。”陶排长和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厂里看看啊!”老邓、老卓连连地说:“会的,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
    走的时候到了,工人们恋恋不舍地回去了。三年多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这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三年。可以说,正是这些最不善言辞、最朴实的工人,给予了老邓和老卓以心灵上的温暖和生活上的支持。这一份和工人们的感情,是不能用任何言辞加以形容的。
    1973年2 月19日,父母亲率领全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步校,告别了居住了三年的小楼,从南昌出发,坐汽车到鹰潭。次日上午十一点多,乘上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火车在上饶站特别临时停车几分钟。上饶地委的同志们上车看望了即将回京的邓小平,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为他送行。火车喷吐着巨团蒸汽,汽笛长鸣,徐徐启动了。江西省送行的人,很快地在视野之中消失。江西那浓墨着色的崇山峻岭,那连绵起伏的红土丘陵,那昂然东去的滔滔江水,也都在视野之中消失。
    随着火车的颠簸,进入了浙江地界。我们一家十口人,受到列车上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吃饭时还给上了当时极为少见的茅台酒。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铁道部的专运局长和公安局长都上了这列火车,亲自负责安排和安全。我们家坐的这节软卧上原先还有其他几个乘客,到杭州他们下车后,这节车厢没再上人,实际成了一节专车。
    火车一路向北,穿过富饶的江浙大地,穿过广袤的沿海地区。迎面而来的,已不再是南方那和煦的暖流,而是北方那种早春天气里的、让人依然颤栗的飒飒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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