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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左做法的纠正(二)

    但是,“文革”发展到此,事态已经演变得非常复杂,到了相当失控的程度。也就是说,连毛泽东这样可以“指点江山”的伟人,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想要怎么办就能够怎么办了。

    毛泽东此时想要重新起用邓小平,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第一,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犯了“错误”、被打倒的。要重新用邓,就必须要对邓的“错误”有个交待。第二,林彪倒台后,以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一伙的势力大大加强,对于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的复出,他们坚决反对,形成了强劲的阻力。而此时,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已成为继续进行“文革”的惟一的支撑力量,在运动方面,毛泽东对他们是倚重的。他们的反对,毛泽东也不能不有所顾忌。第三,对于像邓小平这样一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起用,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危险的一面。说透了,就是这些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是否会翻“文革”的案。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对于起用邓小平,采用了一种先“造声势”,继续观察的方式。
    林彪虽然倒台了,但中国的政坛仍不宁静。在继续进行“文革”的道路上,仍旧充满了激流和险滩。
    毛泽东对“文革”中的一些过激和过左的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容许周恩来在一定范围内做出调整。但是,周恩来所进行的纠“左”和对“无政府主义”混乱局面的批判,却引起了中央文革一伙的极大不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大员,公开诬蔑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是一股“修正主义的回潮”,并与周恩来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错误地站在了中央文革这边。毛泽东的表态,从根本上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批极左再次成为禁区。
    对于毛泽东来说,吸取教训,纠正一些过激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人否定他所坚持奉行的那条极左路线。这是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政治生涯中,毫不动摇地坚持的最后的“原则”和立场。毛泽东的立场不变,“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就没有结束。这场政治大闹剧、大悲剧的道路,还没走完呢。
    北京政治舞台上的风云跌宕起伏、瞬息万变。在江西的邓小平的处境,在总的大形势下,进一步地宽松好转。
    父母亲的境况的确是大大好转了。江西省委内恢复了工作的老同志黄知真不但亲自来看我的父母亲,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更多的关照。由于步校经常没水,洗澡困难,省里安排我们一家人每周去省委招待所洗澡。在我的父母亲的要求下,经请示,批准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和他的妻子来江西,帮助我们料理一些家务。他们来后,父母亲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了许多。
    虽然朴方已去北京治病,但家里一点儿也不寂寞。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到现在还没有给学生分配工作,于是学生们便开始“造反”,全都跑回家了。邓林也就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分配。自“文革”以来,她们艺术院校“造反”也厉害,管得也严,难得这样在家里住着优哉游哉。
    邓楠也回来了。她这次回家可了不得,是准备生孩子。要知道,她肚子里的,可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孙儿呀。邓楠俨然一副大功臣的样子,挺着个大肚子,在家里转悠来、转悠去,什么活儿也不用干,还尽吃好的。妈妈专门为她生孩子“坐月子”做准备,养了十几只鸡。不过,我认为,她也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以前妈妈说过她苗条,现在可就“面目全非”喽。肚子大当然不足为奇,但整个人也都变得胖乎乎的了。活像个大圆桶。她还借口为了孩子,使劲儿地吃。不过,她吃饭也的确是香。看着她吃得这么香,爸爸就打心眼里高兴,妈妈则忧心忡忡地说:“也不能太胖了,将来不好恢复。”为了不让邓楠长得太胖,也为了将来孩子容易出生,大家逼着邓楠运动。父亲每天在院子里散步,命令邓楠跟着他一起走。一开始,迫于无奈,邓楠还腆着个大肚子跟着走。但没走几圈,她就不干了,嚷嚷着说“爸爸走得太快了,跟不上”,便逃之夭夭了。对于这样一个女儿,父母亲也还真的没招儿。
    我和飞飞已在南昌上大学。我们那一批是江西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当时全国的大专院校刚刚恢复招生,学生不是从中学考进来的,而是从工厂、农村和各单位“推荐选拔”上来的。大部分学生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一些从工厂、农村来的学生,学习更加困难。这种小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也是“文革”的一种特殊产物。这样低的文化水平怎么学大学课程呢,只好先补文化课。文化高的地区,补习文化课一般用半年时间,但江西的学生文化水平太低,用了整整八个月来补习文化课。文化课的内容,不过是原来初中的数、理、化。
    我在“文革”开始时是高一,飞飞虽然只上了初二,但在这六年中,他已经自学到大学一二年级的理工科水平。我们虽然在农村插队,但一直都在不间断地利用时间自己学习。在我们家中,父母亲特别重视孩子们的学习和教育,不但要求每一个孩子都要学习好,要上大学,而且要求考上好的大学。父母亲从小教育我们的这一想法,成为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学生生活所追求的明确目标。“文革”开始以后,哥哥姐姐们好歹都是大学毕业,就是我和飞飞没上过大学,这成了父母亲的一块心病。所以父亲多次向中央提出请求,争取让我和飞飞上大学,让孩子们受到高等教育。我和飞飞这次能够上学,完全是父母亲努力的结果。在当时,要想上大学可不容易。所谓“推荐”和“选拔”,是有许多的条件的,要出身好,要表现好,还要和领导关系好等等。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尽办法去“走后门”、拉关系,才能上得了学。我们自己开玩笑,我们上学也是“走后门”,而且走的是毛主席这个最大的大“后门”,否则,凭我们这样“可教子女”的身份,又在僻远农村插队,根本不可能上大学。这下好了,我们两个人上了大学,总算是了却了父母亲一个大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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