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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春来早(二)

    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4 月2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段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得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
    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谈完家人的事后,在上述信的结尾,父亲写道:“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
    这是父亲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观察和等待之后,父亲现在的目的是明确的,尽一切可能,争取回到北京,争取出来工作。
    我的小姑姑邓先群9 月要生孩子,她写信来江西,问奶奶能不能去她工作的天津帮她带带孩子。我们一家人讨论后,认为奶奶应该去。特别是父母亲,认为这几年里,从中南海到方壶斋,再从方壶斋到江西,奶奶不是一人担负起照顾孩子们的重担,就是与他们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实在太辛苦了。应该让奶奶换个环境,散散心,休息一下。父母亲让我送奶奶去天津。准备好后,我和奶奶于4 月25日从南昌起程去天津。奶奶是个闲不住的人,刚一到天津,就又开始忙着帮姑姑做事儿。不过,姑姑和姑父两人本来就是要尽孝心,接奶奶来散心的,当然不会让奶奶累着。劳累了这么多年,奶奶总算能过一段“享福”的日子了。
    把奶奶送到天津后,我回江西路过北京。还是那个热心的吕胖胖,说要带我去见王震。王震,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王胡子!“文革”中造反派斗他,他毫不示弱,和造反派对吵抗争。“九大”以后他又帮助好多老干部传话递信,古道热肠,名声在外。许多“黑帮”们及他们的子弟们为了看病,为了回京,都找他帮忙。胡子叔叔见了我,热情地问我父亲的情况,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他让我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家里。
    从胡子叔叔家出来,正好是“五一”节。此时的北方,春意已浓。走到天安门,看着宽阔的广场上蓝天白云,红旗飘扬,让人心情豁然开朗。六年了,整整六年了。六年中,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北京这样美好过,从来没有觉得天安门广场这样让人心旷神怡过。
    赶回江西后,我将胡子叔叔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抽着烟,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他的内心,是激动的。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可在1972年,对于我们家来说,好事确是太多了,真可形容为“纷至沓来”。父亲总爱说一句四川土话:“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难道,我们的劫难真的到头儿了,“运气”真的来了?你看,1 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 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 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 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原来,汪东兴在收到邓小平4 月22日的信后,于5 月30日批道:“邓小平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
    6 月27日,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此事可问杨德中同志如何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口头指示中办将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张闻天、乌兰夫和他们的妻子的工资自5 月份起开始照发。
    工资照发了,生活的拮据状况可以改变了。但大家都明白,这绝不单单是个钱的问题。在“文革”中,工资一照发,就基本上说明政治“问题”解决了。这其中的意味,实在太重要了。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宽裕了,母亲请工厂的负责人罗朋帮忙,找一个人来家里帮助干点儿杂活和照顾朴方。罗朋帮助找了一个叫缪发香的工人家属,缪阿姨来了以后,分担了一些父母亲身上的担子,特别是在照顾朴方方面,减轻了父母亲许多重负。
    从北京来时,朴方带来一个手摇的轮椅。回家后,由于父母亲的悉心照顾,他的身体不再那样病弱,体力也有所增强,在旁人的帮助下,可以每日坐到轮椅上,把轮椅摇到屋子外面,到院子里转一转。能够坐起来,能够到外面来,多好啊。在院子里,可以看见墙里墙外的绿树,可以看见地里种的各式各样的瓜菜,可以看见一群大鸡小鸡跟在老人们的脚步后面咕咕地叫,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可以看见风儿吹过梧桐树梢时那树枝和阔叶的摇曳,还可以对着太阳,把全身上下爽爽快快地晒个透。还是家里好啊。回想起来,北大、校医院、积水潭医院、三○一医院、社会救济院,真像是一场长长的噩梦。
    6 月10日,在天津七机部七院工作的小姑父栗前明要到江西出差。他先去四川成都,到二姑姑邓先芙和二姑父张仲仁那里,向他们通报了奶奶在天津的情况。听说前明要去江西看大哥大嫂,二姑姑说她也想去。毕竟许多年没见了,虽然不断地有通信往来,但大哥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二姑姑两口子和前明商量好,前明先去,如果能见到大哥,马上发个电报来,说“同意”。如果见不到大哥,就说“不同意”。三个人好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把“暗号”都商量好了。二姑姑把自己保存了多年的四瓶成都大曲酒找了出来,要前明给大哥带去。她一边把酒绑好,一边不放心地对前明说:“大哥就是爱喝口酒。你可要好好提着啊。”前明是个典型的憨厚老实人,他按照二姑姑的话,小心翼翼地提着这四瓶酒,从四川坐船,6月23日才来到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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