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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方的遭遇(二)

    27日,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春节。春节,过年,本该是团圆喜庆的日子。可对于不幸的人来说,别的人家人团聚、欢度佳节的日子,也正是他们最为伤怀、最为孤寂的时候。
    我们的小姑姑邓先群和姑父栗前明,从工作的天津回北京过年。初一,他们提着东西,去三○一医院看望侄儿,到了那里才被告知,朴方已被转走了。姑姑、姑父一听,心里就着急了,赶紧赶到清河社会救济院。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朴方。看朴方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黑棉袄,躺在这样一个拥挤简陋的地方,姑姑和姑父十分心痛。姑姑关切详细地问清了朴方的情况,看着他连一件内衣都没有,就说要给他做一套棉衣。朴方坚决不让,多一件少一件衣服,对于他现在的处境,都是毫无意义的。
    姑姑和姑父回家后,立即给在江西的大哥大嫂写信,详细地向他们通报了朴方的情况。姑姑不仅为朴方的处境担心,也为大哥大嫂怎样面对这个问题而担心。她忧心忡忡地在信里写道:“究竟怎么办好呢?如果把他留在那里,能保证有个人给他洗尿布,维持他基本的生活,但他仍很困难。如果跟你们在一起,有些好处,但问题更大了。你们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他才20岁,你们活着能照顾他,那以后怎么办呢?就是眼前,你们也没有多大能力来照看他,你们的身体也不好,自己能料理自己的事就算好了。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靠组织好。胖子(朴方的小名)的问题是比较难的。我特别希望能把他治疗得能够自己大小便了,然后到一个小工厂做些工作就更好些。”信的最后,姑姑怕哥嫂得知这些情况后着急,特别写道:“希望你们不要凭一时的感情冲动,一定要慎重,仔细考虑出一个处理的办法来。”
    记得那时,正是刚刚过完春节。我们一家人忙碌着送走回来探亲的邓楠,父母亲也开始像往常一样地去工厂上工。正在一切恢复往常的时候,突然接到了姑姑的来信。读此信后,看到灾难从天而降,朴方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原本沉浸在欢愉之中的一家人,顿时变得又悲又愁。妈妈怎么忍心让自己的儿子落到这样悲惨的状况?她不会让儿子就这样留在北京。她只有一个愿望,要想尽办法,让儿子快快来到她的身边。姑姑信中替他们三老所想的困难,她一点儿也不考虑。她要把儿子接回来,以她的多病之躯,亲自照顾他。
    在这种时候,还是父亲作主。2 月3 日,也就是收到姑姑信的当天,父亲就毫不犹豫,立即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父亲在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邓朴方现在的情形,我的妹妹邓先群最近去看了他,把情形写信告诉了我们。现将她的来信附上,不赘。我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清河疗养院的条件又是如此,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当然,把他接回来,我们三个老人在护理上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上下床都要人帮助搬动的。如果组织上能批准我们,有一个人帮助我们买买东西,做些什务,同时护理一下邓朴方,那我们是非常感激的。如果组织上认为这个要求不合理,那我们夫妇也愿意自己料理邓朴方,因为这是我们不应回避的事情。不管领导上是否批准有一人帮助我们,我们决心请求组织上照上次决定,派人把邓朴方送来南昌,恳请领导批准。如果领导上批准,请早点告诉我们,好做准备,免得临时仓猝。静候你的指示。”
    从上述信中,完全可以看到一个做父亲的殷切的爱子之心。父亲和母亲一样的坚定,即使无人帮助,即使自己已年近七十高龄,也要把儿子接回来,也要自己照顾儿子。对于已经下定了决心的父母亲来说,没有他们克服不了的困难。
    他们把信交江西省革委会转送汪东兴。
    信是送走了,等来的答复却让他们十分失望。江西的人让他以后不要再写信了。不要再写信,也就是说,以后有事不能再给汪东兴写信了。要知道,这是他们惟一的一条和中央联系的渠道啊。不让再写信,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央的意思,还是江西的意思?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可问。
    儿子在北京受苦,父母亲在江西焦虑。上封信已经送走,又不让再写信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无奈而又不安地等待。
    南国的冬天是寒冷的。冬过去了,可春却迟迟不来。
    从2 月开始,下起了雨。这是真正的南方的春雨,时而大,时而小,白天下,晚上下,一直不停地下,一天不停地下。这恼人的春雨,下得天阴地暗,下得潮气逼人,下得人心烦意乱。吃的东西一不留神就长毛儿了,柴房里的木柴湿溜溜的烧也烧不着,衣服被子潮乎乎的盖着又冷又难受,连鞋子里面都长出了长毛儿。只有一点好处,在没水的时候,我们把木盆木桶放在房檐下,接着从房上流下的雨水,一会儿一盆,一会儿一桶,用起来倒是方便。不过,用水方便总是次要的,天天下雨,下得人浑身都不自在。天气又阴又冷,到了5 月,人还穿着棉衣。这雨一下就下了整整三个月。
    我们盼呀盼呀,盼着雨停。好不容易,雨终于停了。也真是南方的天气,雨刚一停,一轮火红的大太阳就明明晃晃地当空高照。一下子,天地万物,顿时变干变热。寒气乍走,暑气就来。人们脱下棉衣,就穿短袖,好像从冬天一跨步就直接进入了盛夏。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喜欢阳光的,喜欢那明亮亮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们把潮湿的衣服被子搭起来晒,把木柴煤块摊开来晒,把浑身不得劲的自己也放到太阳底下晒。被雨水冲得抬不起头的小树小苗儿,这时在阳光下都精精神神地昂起了头。雪白的栀子花一下子绽开花瓣在枝头怒放,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香随风飘荡。还是太阳好啊!人类永远离不开那光芒四射、耀得你睁不开眼睛的太阳。
    在天天盼着雨停的同时,父母亲也在天天惦念着在北京社会救济院中的儿子。都三个月了,朴方的情况依旧那样让人挂心。中央那里也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在北京的社会救济院里,朴方逐步适应着新的环境,也开始熟悉了那里的生活。在社会救济院里的,都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最无依无靠的人,最需要有人去关心和帮助的人,也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朴方现在的处境,和这里所有的病友一样,别的病友能过的日子,他也一样能过。他努力而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磨难。但是,他没有想到,已经落到这样的地步,学校中的一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有一天,北大派人来救济院,通知他,学校决定取消他预备党员的资格。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就是开除党籍。有病不能看,有家不让回,党籍也给开除了,这么大个天地之间,真的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了吗?不行,我要要求治病,我要要求回家,不能就这样一个人困在这里!
    一天的清晨,太阳刚刚出来,朴方就让人帮忙,坐上一个破旧的手摇轮椅,从清河救济院出来。他要进城,要去中南海,要去上访。
    那是北京的5 月,天气已经很热,朴方没有别的衣服,还是穿着那身厚厚的黑色的棉衣棉裤。他用手一圈一圈地摇着轮椅的摇把儿,使劲地摇,他想快一点到北京去。清河到市区的路,怎么这么长呀。一身棉衣又厚又重,一会儿就被汗水浸透了。路上有一个坡,他摇不上去,拐弯回头冲了几次也没冲上去。这个对别人来说并不算高的小坡,却成了他前进的巨大障碍。正在发愁之际,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那人看见一个残疾人困在路上,便好心地过来帮他推上坡去。这个路人帮完忙就走了,他全然不知自己帮的是一个什么人;他也不可能知道,他帮的这个忙,无异于危难之中救人一命。朴方过了小坡,继续用手摇着,坚持不懈地摇着。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当太阳高照在头顶的时候,朴方终于到了中南海西门。
    朴方头上冒着汗,棉衣湿透,他望着中南海高高的红墙,望着那久违了的中南海的大西门。从小到大,曾多少次从这个门来来往往进进出出。这个大门,曾经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而如今,它却变得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高不可攀。朴方摇着破旧的轮椅来到大西门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提出要求,让他治病。里面的人先是让他离开大门,到对面远远的地方等着。等了很久的时间,好不容易出来了人,却又叫他到中南海对面灵境胡同一个院子去。朴方好不容易把轮椅摇到那里,刚进院门,就来了几个人,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车抬到一辆吉普车上,关上车门,又把他送回了清河的社会救济院。
    这次上访,费了这么多的时间,费了这么多的力气,结果被人就这样地扔了回来。朴方躺在那里,连内心的痛苦都已经感觉不到。他人虽没死,心却已经死了。对于他来说,一切都已没有意义了。他面无表情,少言寡语,每天躺在床上,不停地机械地用铁丝编着纸篓。编一个纸篓的帮儿,可以挣三分钱,一个底儿,可以挣一分钱。就这样,朴方一个月可以挣三五元钱。用这点儿钱,可以买点儿烟抽,还可以买点儿酒喝。对于朴方的遭遇,救济院里同屋的病友们不但没有歧视,反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平等地对他,友好地待他。在朴方最困苦的时候,正是这些朴实善良的残疾病友们,给予了他人世间最可珍贵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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