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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回来啦(二)

    听爸爸一骂,我和飞飞刚才那股子滔滔不绝的劲儿,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们两个人转脸相对,吐了一下舌头,噎回去了。
    要知道,爸爸和妈妈一直处于禁锢之中,到江西来后,在工厂这个惟一与外界的接触中,也不能随意与人交谈。我回来以后,为了让他们高兴,也尽是说些让他们开心放心的事儿。几年中间,凡是那些烦恼、伤心、能令他们不愉快的事情,凡是那些我们经历过和忍受过的批判、唾骂、侮辱,甚至饥饿,一概不忍心向他们诉说。“文革”已经两年多了,父亲已经被批判,已经被打倒,已经成了“罪孽深重”的“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者,他的信念,始终是神圣的;他的心,始终是纯粹的。凭着良知和信念,他绝对不会,也绝对不可能想像得到,被“文革”的狂涛涤荡过的中国,早已为疯狂、罪恶和无法无天的混乱交相肆虐。
    我和飞飞不再只顾高兴瞎胡闹了,从头讲起,把“文革”以来最疯狂、最丑恶、最残酷的事实真相和盘托出。
    我们告诉他们,除他们知道的人外,中央和全国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差不多都已被打倒被罢官,有的被揪斗,有的被抄家,有的被“群众专政”,有的被关牛棚,有的下放干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在我们认识的人中,吴晗夫妇、薄一波的夫人胡明阿姨、李井泉的夫人萧里阿姨、刘澜涛的夫人刘素菲阿姨、刘少奇的大儿子允斌哥哥都已被迫害身亡。孩子们中,彭真家的傅瑞、叶剑英家的楚梅和向真、贺龙家的鹏飞、罗瑞卿家的猛猛等都给抓起来关过监狱。许多家都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文革”中产生的造反派组织已分裂成许多派别,大闹派性,闹到相互争斗,闹到进行大规模武斗,闹到军队也被迫参与,闹到真刀真枪真炮地打。江青还说“文攻武卫”的口号是对的,使得武斗不断升级,最后不得不由毛主席亲自出面制止,还派了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学校———跟“文革”初期的工作组没什么区别。全国的公安、检察院、法院都砸烂了,许多工厂停工,好些地方连农村都不种地也闹起了“革命”。要说三年自然灾害困难,现在比那时可能更糟。我们插队的陕北,穷的县,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八九分钱。解放20年了,还是人无厕所猪无圈。安塞、米脂一带有的地方一家人只有一条棉裤一床棉被。平时吃糠咽菜不算什么,春天一到就没粮了,国家每年都要发两次救济粮和一次救济款。现在是“天下大乱”,谁还管生产什么的呀,不让人饿死已经很不错了。
    我们慢慢地讲,父亲他们慢慢地听。“文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了解了,知道了,完全地明白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眉头紧锁。他能说什么呢?才3 年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这样意想不到的变化。才3 年的时间,就把经过全党全国努力艰苦奋斗而得来的经济好转的大好局面完全摧毁。
 才3 年的时间,党的组织、各级政权、各级党政领导统统被冲垮打倒。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干革命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党率领人民群众千辛万苦打下江山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全国人民用10多年的时间不辞辛勤地劳动、创造、建设和不断地探索到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用毕生的理想和追求、用鲜血和生命、用辛勤和汗水,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疯狂无序和恶人当道的混乱世界吗?父亲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个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负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他不可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什么也不能说。在千里之遥的江西,身处羁旅与禁锢,他只能把思考和信念,深深地沉淀在心底。
    不管世界怎样地变化,不管运动怎样地发展,我们一家人在江西的生活,照常进行。只是飞飞回来后,家中的欢乐,又增添了许多。
    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飞飞拿出小儿子的架式,故意耍活宝。一会儿说:“哎呀,妈妈,咱们家的地板比我们队里的炕还干净呀!”说着就真的一翻身睡在了地下。一会儿又把那根草绳拿出来,系在腰上,还满口学着山西话,怪腔怪调的。一会儿说:“家里的力气活我全包了!”然后便拿起湿溜溜的拖把挥舞一气,把地板拖得水汪汪的。一会儿嚷嚷着要帮着洗衣服,结果把一屋一地连他自己的一身,都弄得湿淋淋的。
    看着小儿子瞎闹一气,爸爸、妈妈和奶奶从心坎儿里高兴。上午,爸妈还是照常去上工。下午在家,大家都凑在厨房里,琢磨着晚上弄点好吃的。我那个奶奶呀,做饭最香了,鱼也会烧,肉也会做,就是最普通的土豆呀青菜什么的,也能做得有滋有味。其实,爸爸也挺会做饭的,一些四川家常菜,信手炒来,又像样子又好吃。爸爸16岁就离开了家乡,也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手艺。妈妈不会做饭,只能帮忙打扇子煽火,不过做饭的理论功底却很扎实。往往是奶奶一边做饭,妈妈一边讲解,有点像现在的现场直播什么的。妈妈请工厂同车间的女工找了一点好的米酒曲子,拿回来后,奶奶把蒸好的糯米发酵做成醪糟,每天早上做醪糟鸡蛋给我们吃。
    1 月的南方,天气最冷。妈妈这时身体非常不好,血压经常低压一百一十,高压二百二十,加上天冷穿得又多,有时下了楼就上不了楼。晚饭以后,大家收拾停当,妈妈站在楼梯口喊一声:“拉我一把,老兄!”爸爸就会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楼梯扶手,两人相跟着,一步一步往上爬。飞飞有时便趁机跑过来,把腰上的草绳使劲一系,说:“妈,看我劲儿大,背你上楼!”妈妈就会笑得合不上嘴,说:“看你那个蛮样子,非把我的骨头背散了不成!”
    由于多年的生活习惯,爸爸妈妈睡觉一直要吃安眠药。“文革”以后由于心情不好,安眠药的剂量已吃得不小。到江西来后,妈妈曾请黄干事到医院给他们找安眠药。药是找来了,但可能是怕出问题吧,黄干事给他们每天发一次,开始时还要看着他们吃。来江西一段时间后,活动增加,劳动量增加,父亲一改刚来时的瘦削和憔悴,人胖了一些,精神也好了许多,特别是孩子们回来,心情更是好了很多。从1970年1 月1 日起,他不吃安眠药了。这么多年的习惯居然能够改掉,对他来说,可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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