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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横祸(二)

    我只有在去食堂打饭时才能走出校医院,走出那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每次走到户外,不管是睛空万里,还是阴云密布,我都会挺直了腰,仰起头来,看一看那浩渺无垠的天空。有时,我还可以偷空走到未名湖,在杂乱而浓密的绿荫掩蔽下,踏着落叶铺满的小路,走到湖旁。我紧紧地靠着湖边坐着,看着那水波不兴的湖面,看着水中隐隐绰绰倒映着的绿树蓝天,让整个心灵浸透在这一泓碧水之中,把所有的喧嚣统统抛在脑后,全心享受这片刻的静谧。
    我们憎恨造反派,我们厌恶周围的政治狂潮,我们无意也无力抗争什么,我们仅仅是想寻求心灵上的宁静,仅仅是想躲藏回避。但是,在那个疯狂的岁月,哪里有宁静可寻可觅,哪里又有地方可藏可避?在昊昊苍天之下,人的命运显得这样渺小,这样微不足道。我们受尽心灵上的磨难,自觉时运不济,但在那个年代,命运像我们一样悲惨,甚至比我们的命运更加悲惨的,实在太多了,多得数不胜数。举国上下,在被冠以“革命”名义狂涛的无情冲击下,被打倒监禁的大有人在,被迫害致残致死的大有人大,被迫害得家破人亡的大有人在。那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公理、没有人道、甚至没有人性的疯狂岁月。今天,我们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有的一切详细记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一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
    就这样,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深秋的北京,寒风日劲,天渐渐地冷了。
    10月中下旬,召开了前面提到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于全会,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不是关心制定了什么新的革命路线,也不是关心进行了什么新的人事变动,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此次会议会不会对父亲作政治结论。这次如作结论,就是最终定性。是好是坏,对于父亲本人,对于我们全家,都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我们到处打听消息。得知毛泽东仍决定保留父亲的党籍后,我立即跑到中央美院去找大姐。大姐邓林6 月份被抓到学院后,一直关在牛棚里,没有人身自由,消息闭塞。我去看她时,造反派一直看着我们,监视着我们,惟恐我们进行“反革命”黑串联。我急于把情况告诉大姐,但碍于看管人员而无法说话。我说我口渴想喝水,那个看着我们的人居然“开恩”去找水了。趁着他离开的一瞬间,我赶快小声地告诉大姐:“爸爸没开除党籍!”我看见大姐眼中闪现出兴奋的光芒。这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太大了。也就是说,父亲还没有完全被置于死地。其实,对于父亲的政治前途,我们根本没抱幻想和奢望。但我们知道,能保留党籍,对于父亲这样一个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老共产党员来说,太重要了。党籍,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不过是一支政治的风向标;而在忠诚的共产党员心中,则高于生命,重于生命。
   10月17日,林彪在苏州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等将此作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下达,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包括一些原中央领导,也包括一些“文革”“要犯”。老同志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到广东,陈云、王震等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到河北。“走资派”中,刘少奇送河南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邓小平则被决定送到江西。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后,毛泽东曾对他亲自交待,“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要准备打仗,中央安排疏散,毛泽东也要到外地去。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十天。这样,和邓小平等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    
    10月的一天,汪东兴带着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一次,一是算对前次邓写信希望见他的回应,二是把准备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小平夫妇。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夫妇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自从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想带她一起去江西。对于这个请求,汪当即表示同意。谈话的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
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也表示可以。    
    父亲虽然对被疏散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使人减轻了不安。汪东兴许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    
    因为汪东兴即将陪同毛泽东到外地,就把一些工作交待给王良恩办。不久,王良恩一人又到邓处,察看走前事宜。母亲向他提出,家中有许多藏书准备这次带到江西去,想请帮助做几个大木箱子。另外她和父亲多年习惯于睡觉时保持卧室黑暗,想把现在卧室的旧窗帘带走。没想到王良恩的态度十分不好,两个要求都不同意。父亲很生气,提出要再见一见汪东兴。不久汪东兴就又来了,不但同意帮助做几个装书用的木箱子,还同意把那副旧窗帘带上。他还对父亲说,你们要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
后你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这也是在去江西之前的一桩“公案”。王良恩原是林彪的人,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因伙同陈伯达印华北组简报“东窗事发”,最后自杀身亡。王良恩本是“>文革”起家,对邓态度不好是可想而知的。而汪东兴就不同了。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文革”初期毛泽东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以后也一直让汪东兴>直接管邓。这次汪来见邓,不但态度很好,还许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最起码,使邓夫妇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不管是学习性质的也好,改造性质的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北京这种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父母亲心里安定下来,加紧收拾行装。    
    在父母亲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去江西的时候,邓楠所在的北京大学因“一号命令”,要把学生疏散到京郊怀柔县。邓楠要走了,父母亲提出要求,希望批准在河北宣化的邓林回京帮助收拾行李。经中办批准后,邓林得以回京见到了两年多未见面的父母亲。不过,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工夫来叙家常,因为去江西的行程已近。
    离京前,在母亲的要求下,中办同意她去三○一医院看望朴方。在医院的外科,还没有走进病房,母亲想到才两年没见,一个以前高高大大爱跑爱跳的儿子,就这样瘫痪了,顿>时心如刀割,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陪同她来的人劝慰她,说这样对孩子也不好。母亲先找了个椅子坐下,等逐渐冷静下来后,才忍住悲伤,擦干眼泪走进病房。见到了儿子,看到儿子住一个单间,病房条件还好,母亲略感心安。不管怎样,在离开北京之前,能看一眼儿子,总是了了一个心愿吧。
    从医院回家后,母亲把情况告诉了父亲。儿子进了三○一医院,总会获得更好的治疗,也许还能有一线希望减轻病情,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行期在即,父母亲忙着收拾行装,无暇他顾。他们更不知道,为了安排好他们的江西之行,他们的老战友周恩来,正亲自进行着详细的部署和周密的安排。
    1969年10月18日,周恩来给江西省革委会办公室打电话。周恩来对接电话的江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地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带一个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还有王震同志夫妇,全家去江西……他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劳动也不行……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太习惯,你们要适当注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吃饭当然是他们自己花钱,但房费不要太贵了。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已告诉你们了,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
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收房费也要照顾一点。黄先同志在家,你可先向他汇报一下。这些同志具体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去,请黄先同志给汪东兴同志打个电话定下来。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你报告程世清同志之后,马上研究出一个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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