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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江西(二)

    当邓小平一家人忙于收拾整理在江西的住处,开始新生活的时候,“邓专案组”人员完成解送任务回京,向上报告如下:“22日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去江西,今日(28日)归来。邓押于南昌西北十三公里处,原步兵学校,现是五七干校,××军××师炮团和原步兵学校留守处住。由省革委会管,派炮团一个班十二人监管,单住一小楼上,下住一个干事和一战士管他。平日劳动,仍用邓小平名。”
    父母亲到步校后不久,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来看了他们。对于邓小平,程世清倒没有当面严声厉色地训斥,而是大谈“文革”后江西“飞跃的变化”及他在江西的“政绩”。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对于“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这样的态度也就算是过得去了。谁想这个当时红极一时的人物,一年之后,却因上了林彪的“贼船”而结束了政治生命。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文革”中,不知有多少这样昙花一现的人物。
    程世清走时,随他一起来的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保卫部长陈昌奉看见门口有站岗的,便指示:“门口不要站岗了,改坐岗。”以后,院外的一个班,只在暗处负责监管,明眼看不见了。陈昌奉在长征路上是毛泽东的警卫员,也是个老红军,一些来江西的老同志的安全工作,主要由他负责。
    10月的江西,是秋天,又不似秋天。天还不冷,树还鲜绿,梧桐的阔叶仍然蔽日遮天。父母亲三人住进步校中的小楼后,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生活。虽然刚到江西时在机场,父亲偶然地被人称了一回“同志”,但他毕竟还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来江西仍属半软禁和监管性质。除了以后可到工厂劳动之外,不能随意外出,连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随便出去。当时,除了院内两名军人外,他们只觉得院外还驻有部队,但并不知其人数。父亲曾向中央保证不与外人来往,其实在这样严密的层层监管之下,即使想要来往也不可能,就连我们这些子女想来探望他们,也必先征得江西省革委会的同意。
    虽然这种生活仍是没有自由的生活,但父母亲和奶奶三人已十分满足。比起在北京中南海那种完全的监禁,如今这个步校,这个小院,这栋小楼,气氛已经轻松了许多,生活也自然了许多。他们很快地熟悉着这种新的生活。
    收拾好行李后,生活开始按部就班。三位老人就各自的情况做了一些生活分工。父亲虽已65岁,但却是唯一的“壮丁”,重一些的活儿全由他做,如拖地板、劈木柴、砸煤块等等。妈妈年龄最“小”,只有53岁,但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轻活细活就由她做,如扫地、擦桌、洗衣、缝纫。奶奶虽已年近70但她惯于操劳,身体尚好,且最善做饭,因此生火、做饭和与厨房有关的各类事务,均由她全权负责。三个老人,相互体贴,相互照料,以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以在困境中保持的乐观精神,以顽强的生存能力,以相濡以沫和互敬互爱,把禁闭之中的羁旅生活过得充实而又充满了生命力。
    到江西后,可以与儿女通信,母亲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的情况。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收到信,看着妈妈那久违了的隽秀的字迹,体味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切和思念,我的泪水不住地流,真想插上翅膀立刻飞到他们身边。
    生活安顿下来后,思念四散在各方的儿女,成为父母亲最大的心事。到了此时,父母亲的工资还一直照发,按说是不缺钱的,但父母亲惦念着我们这些孩子们,所以过得十分节俭。邓林、邓楠算是大学毕业,有工资,可以自立。朴方病瘫在医院,无任何经济来源。小女儿和小儿子均在农村插队,一般生活所用尚可靠劳动所得维持,但却无力添置衣物,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在步校小楼那表面上甚是平静的生活中,父母亲的心头,萦绕着许多不可化解的思念与忧虑。他们和奶奶商议,要尽量节俭地过日子,不添衣,少吃肉,唯一的奢侈,就是父亲的烟。抽烟,是父亲长年的习惯,也是在寂寞之中的唯一嗜好。但此时,为了节省,他连烟都少抽了,有时一支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他们省吃俭用,节约每一分钱,三人每月花费才60元,其余的钱,为了儿女都存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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