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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横祸(三)

    接到总理的电话后,程惠远片刻不敢耽搁,赶紧连夜驱车三百五十多公里,向在婺源的程世清汇报。程世清,靠着造反夺权起家,“文革”中,也是名声不小的一个人物。尽管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的指示,他也不敢怠慢。想了一下后,他对程惠远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坚决贯彻落实总理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及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他们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来了之后先安排在滨江招待所,然后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到赣州去。至于陈云、王震到什么地方,可同他们俩做具体
商量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我们都负责装上暖气……我们一定保证他们人身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揪斗他们。但有两个问题要请示一下中央,一、邓小平夫妇来后,他们住在一起是否合适?二、陈云、王震同志来江西,我们想派人去北京接他们是否可以?“10月19日,周恩来在接江西省革委会电话时,原则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的安排,认为去赣州不合适,说:“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总理指示得这么详细,这么具体。江西的人议来议去,左也不成右也不成,干脆,请北京来人,看看再定。
    一个三辆车的小车队———是小轿车,不是吉普车———行驶在江西的红土地上。父亲一行三人坐在中间的车上。车窗的窗帘没拉上,坐在车里可以往外看,可以看见外面的世界。这又是一个久违了的感受。
    一眼望去,江西那绵延不绝的红色的土地,是那样的熟悉和令人感到亲切。30多年前,就是在这片土地上,父亲经历了苏维埃的战斗生活,经历了他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与沉浮,并踏着这片红色的土地,迈向了长征的道路。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真可谓风物依旧“人非昨”。
    不久,车到南昌,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当时又被称为滨江招待所)。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杨栋梁来见刚刚抵达的邓小平,谈话无非是让他们在江西好好劳动接受改造等等,算是“欢迎”,也算是例行公事。
    当邓小平一家三人在招待所安顿之时,随同来赣的“邓专案组”两人,便忙了起来。
    根据临行前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的交待,“专案组”人员急于为邓一家找一个符合要求的住处和劳动的地方,片刻不敢耽搁。到南昌的当日,他们便和江西的人一起看了几处地方,但均不满意。第二天,他们接连再看,还是没有满意的。第三天,省里的人带他们来到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看了原步校校长住的小楼,还有一个离步校二三华里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专案组”人员认为此处甚好。当晚,他们电话报告北京“二办”。“二办”表示同意并报中办。最后,获得中办认可。
    也算是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任务后,“专案组”人员来到招待所,与邓小平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谈话。他们向邓通告了关于住处和劳动地点的安排情况,并问邓有什么要求,以便回京向中央反映。邓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的,我还能为党工作十年。”这样一个回答,令“专案组”人员十分意外。这样明确的表态,实在不像一个“犯了错误”的被审查对象应作的答问。邓随即又对“专案组”人员说:“有一件事,就是我大女儿今年二十八了,为她个人的事我有点担心。”听了邓的回答,“邓专案组”组长说:“关于前一个问题,要看你自己了。会不会出来工作,那将由中央作出决定。至于后一个问题嘛,孩子是国家的,你要相信她自己会处理好自己的事,国家也会关心她的。”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专案组”与他们审查的对象第一次面对面的“正式”谈话。“专案组”设立一年多了,他们连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当面提审取证了。直到这次送邓小平来江西,他们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被“审查”的对象,而在完成任务临走之时,才得以与邓进行了“谈话”。这十分钟的谈话,是“邓专案组”与邓的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这真是一个只有在“文革”这样一个不可以常理论之的时期才会产生的奇谈怪事。
    其实,说怪也怪,说不怪也不怪。邓小平的情形,在“文革”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方面,毛泽东要批判邓小平,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噪下打倒了邓小平;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保留了邓小平的党籍,而且自始至终让中办,也就是让汪东兴直接管邓小平的事情,从未让林彪、江青等人插手。可以说,在批判打倒的同时,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邓小平,包括他的人身安全。现在想起来,如若毛泽东不想保邓小平,如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小平的权力,那邓小平的命运,将会截然不同。
    在“文革”中,毛泽东保护,或者说保留了的,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而是一批老干部,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要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说起。毛泽东选定林彪为接班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争年代,从井冈山起,林彪就是毛泽东的得意部将。林彪能打仗,有战功,特别是在许多次党内或军内出现矛盾时,能够站在毛泽东的一边,甚至不惜以其少年好胜之势与人争执。解放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极力附和批判彭德怀;60年代,林彪大力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与广大干部致力纠“左”,林彪却与众不同地对毛泽东吹捧阿谀。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问题不免带有感情色彩。毛泽东认为,历史上,林彪是他的人;现实中,林彪不像刘、邓思想那样右,并会高举他的思想旗帜和忠于他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觉得“大权旁落”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之后,毅然决定选择林彪为新的接班人,并借助林彪所控制的军队势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不过,在毛泽东选择林彪为接班人的同时,他对于林彪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和放心。特别是在林彪的野心不断膨胀而又有所显露之时,毛泽东更是多了一份警惕之心。
    其次,对于江青等“文革”势力,毛泽东的态度则更为微妙。纵观“文革”始末,毛泽东为了用“革命”的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起用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作为策划者、发动者和“运动”的基本力量。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左”派,是他的路线和思想的真正卫士。但是,对于这些人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愈来愈明显的猖狂和政治劣根性,毛泽东已有察觉,在使用上也开始有分寸和节制。毛泽东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国务院,始终没有让他们管理外交,始终没有让他们接管军队。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只把他们当作“运动”的急先锋,当作贯彻他的理论、路线的一种保障,而绝没有把他们作为安邦之才和治国之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保持了应有的清醒。
    毛泽东对于他所使用的“文革”两大势力,既倚重,又警惕;既使用,又观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热情澎湃地致力于运动的时候,他尚能冷静地心存一念,保留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林彪、江青等人是“革命”的力量,但绝不是治国之才,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心里是最清楚的。“革命”是要搞的,但“革命”之外,还有经济建设,还要进入共产主义,还有可能再打大仗,以后的路还长着呢,“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任务也都还重着呢。这诸多重任,仅靠林彪这个接班人是完不成的,加上江青等人也不可能完成。在毛泽东的心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这些老同志,不能全都打倒,还要保留一批人,还用得着这批人。本着此意,在这次战备疏散安置时,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安排好这批老人。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主持疏散安排,他知道,只有周恩来,才能够真心诚意地安排好这一批人。毛泽东对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的安排专门有所交待,说还要他们,说还离不了他们,说还用得着他们,说还要找他们,这些,都是他心中的真实思虑。
    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政治心态。在为完成不断革命的理想所选择的特殊途径之上,在所用两大派系之间的有分有合与明争暗斗之中,在革命激情高涨之时,毛泽东仍保持了一份冷静与多虑。在“文革”“大乱达到大治”乱得太不成样子的时候,他对于运动的狂热和野蛮进行了一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对大批干部的进一步打倒和迫害,并逐步恢复了一些干部的工作。毛泽东的这些尚属清醒的做法,有意无意之间,为未来的中国,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保留了可贵的基础和生命力。
    毛泽东对这一批老干部的保留,可算是他晚年政治作为中少有的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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