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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刘、邓、陶(二)

    我们的家在怀仁堂旁边,一个小胡同,从南到北前后四个院子。一院李富春,二院谭震林,三院邓小平,四院陈毅。原本,四个副总理,四户人家,大人们既是老战友又是老同志,关系亲密。小孩子们更是从小一起长大,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甚欢。“文革”以后,到处标语口号一片混乱,每家每人都忙于应付运动,自顾不暇。父亲被打倒后,我们更是不愿出门,不愿见人。有一天,我和大姐邓林从家里出去,走到胡同口,看见陈毅伯伯带着警卫员,正从外面走来。看他严肃地沉着脸,就知道一定是刚刚被迫看过大字报。许久未见,陈伯伯人瘦了,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那副动人的笑容也消失了,只是他的腰板,还是挺得那样的直。我们知道,在“二月逆流”中,陈伯伯也挨了批判。为了不再连累他,我们自动躲着靠在一边。不想他一眼看见了我们,脸色一变,眉头一扬,老远的几步就跨了过来。他叫着我们的名字,并突然弯下腰来,像是鞠了一个躬似的,然后问道:“都好吗?”我们一下子愣住了,当反应过来,知道他是在问候谁时,心头一热,忍不住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们赶紧回答:“都好。”陈伯伯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他又沉下了脸,缓缓向巷子的深处走去。当时,我们曾为此激动了好几天,却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和陈伯伯最后的见面。
    还有一次,公务员老吴回来,把一包香烟交给母亲。他说,在胡同里,碰见李富春的警卫员小孔,小孔看见周围没人,悄悄塞给他一包烟,小声说:“这是富春同志给小平同志的。”老吴看着小孔走后,半天才回过神来,赶快回家。父母亲看着这包香烟,许久没有说话。他们心里明白,在这艰难时刻,他们的老同志老战友,惦记着他们呢。
    一年多前,邓小平送桔子给彭真。一年多后,李富春送香烟给邓小平。世事变迁,怎不令人感慨。
    这种状况又维持了一个多月。9 月13日,公务员老吴突然急匆匆地来告诉我们,刘家的孩子们被撵出家、撵出中南海了!刘家三个念中学的大一点的孩子,一人只让带一个铺盖卷、一辆自行车,给强行送到各自学校去了。小的一个上小学的,交给带她的阿姨也被强行撵出家门。老吴焦急地告诉我们,你们也要有准备呀。
    这时,在家的只有邓楠和我。我们跟妈妈商量,无论如何不能像刘家的孩子那样被撵走,要走,也要有个去处。我们家还有一个老奶奶,即使我们能去学校,奶奶怎么办?奶奶解放后一直住在我们家十几年了,这么大年纪,总不能让她无家可归吧?刘家的孩子比我们家的小,就这么让人赶走,太惨了。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们的命运绝不能任人摆布。商量定了以后,我们也是铁了心了。
    不久,造反派和中办的人真的来了,凶神恶煞地命令我们回学校去,命令我的奶奶回老家去,而且两小时之内必须“滚出中南海”!父母亲被软禁不能出来,我们姐妹二人对着造反派申辩起来,说要走可以,但必须给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我们坚决不去学校住,奶奶也不能回老家乡下,那里根本没有亲人了,难道要她去死吗?除非你们用绳子把我们绑走,否则我们决不走!造反派吼,我们也吼;造反派凶,我们也不示弱。我们横下心来跟他们大声喊着,控制不住的眼泪一串串地顺着脸颊往下流。那些造反派见我们这个样子,没办法只好暂且走了。他们走后,我们放声大哭了一场。自从父亲被批判以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愤怒,和即将与父母亲分离的悲伤,像洪水一样再也禁制不住,一股脑地倾泻出来。
    知道逃脱不了被赶走的命运,我们把大姐从学校叫回来,赶紧一起收拾东西。我们在西屋忙着收拾,妈妈在北屋也忙着找。我们在屋子拐角的地方偷偷“交接”,妈妈找到一件,交给我们一件,她和父亲是想让我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
    最终,我们胜利了。过了几天,造反派通知我们,给我们在中南海外面找了两间房子,但要在两小时内立即从这里“滚出去”。
    临走的时候,我们分别悄悄地走到父母亲住的北屋和他们告别。妈妈趁我们去时,从她的屋里赶紧再拿出一些东西交给我们。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从她手中接过东西时,我感到她的手烫烫的。爸爸正好在房后的走廊里,我走过去匆匆地亲了他一下,又匆匆地走了。爸爸是最爱我们这些孩子的,我不敢再多看他一眼。我知道,虽然他从来坚强,从来遇险不惊,从来喜怒不形于色,但是,与朝夕相处的儿女们分别,也许从此再也不能相见,对于他来说,这是最大的伤害。政治上的遭遇再险恶也打不倒他,亲人的生离死别,却是他最难于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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