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频道 > 图书连载 > 经济类> 人物传记> 我的父亲邓小平 >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二)
  •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二)

    王秘书带着徐业夫到父亲的卧室把他叫起来,告诉说主席要找他谈话,父亲赶紧起身。徐业夫没有让带警卫员,接着父亲一个人走了。父亲走后,母亲很紧张。要知道,自“文革”后开始批刘、邓以来,毛泽东一直未找邓谈过话呀。
    天快亮了,父亲才从主席处回来。父亲告诉母亲,主席主要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的历史情况,他向主席详细讲了。主席批评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父亲说他向主席表示接受批评。父亲问主席,以后如有事情向主席汇报找准?主席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直接写信。看到主席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使人感到相当大的安慰。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动和支持下,对刘少奇的狂暴批判不断加剧升级,至9月,大报小报批刘文章达一百五十余篇。7 月初,中南海外“揪刘”造反派迫刘写出检查。同月13日,建工学院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成立了正式的“揪刘火线”。在中央文革的策动支持下,“揪刘火线”迅速扩大。一时间,旗帜标语如潮如海,营寨席棚连绵不断,高音嗽叭震天刺耳,数万人围困了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造反派就地轮番揪斗各部各省的“黑帮”和“走资派”,并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下轮番冲击中南海各个大门。
    批判刘少奇可谓声势浩大、如火如荼,但对于邓小平的批判,则显得相对温和。其中的原由,一是因为刘少奇是第一号“最大的走资派”,首先要打倒的就是他,当然声势不同。二是因为,到了此时,在毛泽东的心中,仍然将刘、邓的处理加以区别。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无产阶级震怒”,最主要的是对着他原本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而发的。对于邓小平,虽然他的不满从60年代以后逐渐增加,但“气”远不如对刘的那样大。同时,纵观毛泽东前后讲话和做法,可以证明,对于邓,他始终心存一份赏识。刘、邓在“文革”中犯“错误”以后,毛泽东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后来对此曾说过:“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被打倒以后的1967年7 月16日,毛泽东曾单独与他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从这个谈话看,毛泽东在批判和处理上区别刘、邓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留着邓,到了需要的时候,也许还可一用。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和这一番用心,父亲不可能知道。受到批判后,特别是在被取消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资格后,他整日在家,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找他谈话。那时我们这些孩子还和他住在一起,并且还可以随便出入中南海,因此,通过我们,他对外面大批判及大混乱的情况还可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像中南海中其他受到批判的高级领导人一样,他也被要求看中南海内造反派贴出的大字报。但他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要求向造反群众写检查,也没有像刘少奇一样被造反派批斗和冲击,只有一次在外出看大字报的时候,被中南海的“革命群众”围攻过一次。当时一定是有人进行了疏解,因而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批斗。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面对报刊的点名,面对对他的种种攻击、诬蔑,甚至造谣中伤,父亲看着,听着,承受着,忍耐着,心中怎能平静?但是,也许因为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他已炼就无畏无惧;也许因为在他六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早已有过不寻常的坎坷磨砺,所以面对非常局面,面对不公正的待遇,面对不可预想的未来,他虽不可能心中无思无虑,却仍可以沉默待之。从每日的起居和活动,我们看不到父亲有什么变化,表面上看情绪也没有明显的起伏,依然是那样的沉默,依然是那样的无言。
    当时,我们还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我们惶惑,我们不理解,我们愤怒,我们觉得委屈。但从父亲身上,我们能够或多或少、似懂非懂地获得一点保持镇定的力量。我们家的孩子,无论儿子还是女儿,都爱我们的爸爸,深信我们的爸爸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中南海里的造反派让我们揭发批判我们的父亲,不写不行,写又不能无中生有,于是我们姐妹三人聚在一起,好歹拼凑了一些,写成贴出,任凭造反派说我们不肯揭发或是避重就轻。
    在我们家的外面,整个中南海内大字报和标语铺天盖地。在中南海的外面,“揪刘火线”已扩大到刘、邓一起揪,更是形势危急。我们这一家人,父亲、母亲、祖母和子女们,像大海狂涛中的一叶孤舟,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只能更加紧紧地聚在一起,用信任和亲情来相互安慰和支持,以获得心灵上的镇定。
    批判的前景如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不可能预测。但是,批刘升级的前车之鉴,使我们对事态可能向进一步恶化的方向发展做好了思想准备。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