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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刘、邓(二)

   大家都知道,“文革”以来,毛泽东对刘、邓的气是很大的。不过,看了他的批示,不管是谁,心里都会感到安慰。记得那句“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曾给我们全家以多么大的宽慰。
    到了此时,我们都知道父亲犯了错误,也关心父亲的政治命运。那个时候,二姐邓楠正在外地串联,妈妈让她赶紧回来。回来后,邓楠经常晚上偷偷跑到妈妈卧室,钻到被窝里,和妈妈两人用被子紧紧地蒙着头说悄悄话。妈妈给她讲父亲的历史,讲“文革”爆发以前父亲在中央的工作,讲父亲与彭真、罗瑞卿的关系……妈妈是要告诉儿女们,父亲是清白的,没有问题。父亲从来不谈自己,我们虽然爱父亲,但并不知道他的历史,也不知道在历史上、在工作中,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听了妈妈的讲述,我们像妈妈一样坚信,我们的父亲没有问题。我们甚至还都简单地认为,毛主席是对事不对人,只是要批判“文革”中的“错误”,处分也最多是降级降职,而没有估计到父亲会被完全打倒。
    会也开过了,检讨也作过了,我们想法单纯地期盼着一个了结。彭、罗、陆、杨事件的出现,“文革”混乱局面的形成,虽然足以使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和心理上的惶惶然,但包括父亲在内,全党,或者说绝大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对以后将要发生的一系列爆炸式的连锁反应,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有——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会议结束了,但批判并没有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结束。11月2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邓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也在北大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给邓所列罪名,有大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听到风声后,我们心中不无紧张。两个姐姐和我,三人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各单位和学校,到处去看大字报。我们想看看,大字报中究竟说了什么,我们的父亲究竟有什么问题。看来看去,除了“文革”中所犯“错误”外,其他的“问题”似乎都还不那么严重,最多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跟得不紧。特别让人感到放心的是,父亲没有“历史问题”。但是,大字报语言恶毒,上纲很高,看后仍让人毛骨悚然。批判还没有结束,这一点,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惟一让我们心觉安慰的,是在这样挖空心思、刨根寻底的揭批中,没有能够置父亲于死地的大问题。
    秋来了,天渐渐凉了。风扫寰宇,落叶纷飞,天地间一片肃杀。
    到了此时,父亲和刘少奇一样,已完全不参加工作和任何会议,只是整日在家看一些送来的文件。当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自己的政治命运,父亲只能采取等待的态度。
    父亲“犯错误”,我们这些孩子都很不理解。一次,大姐邓林问父亲:“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运动?”此时,父亲能回答什么呢?他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考虑。”父亲犯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分别在各自的学校作检查和受批判,有的还被关了起来,限制了人身自由。批判能不能结束,何时结束,进一步将发展到何等程度,我们心中全然无数。
    毛泽东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但到了这时,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将刘少奇和邓小平像彭、罗、陆、杨一样地彻底打倒。而且,对刘、邓两人,他正在考虑着进行有区别的处理。
    对于刘少奇,毛泽东既已改选林彪作为接班人,那么原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是肯定要去掉的,只是处理到一个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原来是很赏识的,一直想委以重任。但“大跃进”失败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逐渐与“左”的做法疏离,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一线领导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文革”初期,在毛泽东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他还没想彻底去掉邓小平,他曾希望继续用邓,并希望邓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谈了一次话。父亲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和林彪谈崩了,就注定了林彪在其上升的道路上,绝不容邓。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是相当重要的。去掉刘之后,邓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邓,还需竭尽一切之能事,不断加紧加重对邓的攻击和批判。12月6 日,在一次会议上,林彪讲话,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把刘、邓的问题大大升级。
    与此同时,看到毛泽东虽然批判了刘、邓,但尚未有进一步彻底打倒的准备,陈伯达、康生及江青等中央文革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谋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誓欲置刘、邓于死地而后快。
    12月18日,江青公开鼓动打倒刘少奇。
    同时,张春桥把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叫到中南海密谈,布置进一步打倒刘、邓的具体措施。
    12月25日,也就是1966年快要结束的最后几天,清华大学五千名师生冒着严寒示威游行到天安门,召开一场彻底打倒刘、邓的誓师大会。
    12月27日,北京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等造反派头头用激烈恶毒的语言对刘、邓进行诬蔑和攻击。
    由此,各地造反派纷起呼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打倒刘、邓的新狂潮。
    1966年,一个奇特而又非同寻常的年头。
    这一年,将作为极其特殊的一页,以突如其来地开始了一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革命造反”大运动而载入史册。
    这一年,崇尚不断革命理想的毛泽东,以其无边的想像力和实践精神,让全世界都睁大了眼睛,见识到了“群众革命”的强大威力。
    革命尚未有穷期。在这一年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像先哲一样预言,下一年——也就是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一年。
    这预言,像一个巨大的符咒,笼罩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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