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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的复出

    “四人帮”被粉碎了,“文化大革命”这场人类浩劫结束了。但是,中国和中国人民,要想从旷日持久的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要想从思想的禁锢和经济的困难中走出,也绝不是一朝一夕可达目标;要摆脱羁绊走上真理之路,更要经过许许多多艰难的探索。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父亲个人的政治命运,一时之间还无转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提出了“两个凡是”,也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虽然“四人帮”已被粉碎,“文革”也已结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左”的影响绝不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毛泽东毕竟是一代伟人,毕竟是建国以来新时代的代表,毕竟是已经被神化了的个人崇拜的偶像,是否忠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仍然是一部分人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这种思想方式,并不是哪一个人个人决定的,而是在长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气氛下,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让邓小平复出,仍然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家还住在宽街。在继续“批邓”的政治大前提下,父亲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到了10月,因为天气转冷,我们把院子里的地震棚拆了。余震虽然一直没有发生,但大地震给人们心中留下的恐惧不会轻易消失。人们住进了屋里,但还在采用各种办法预防再震。像许多北京老百姓一样,我们也在屋里的床上面搭了木板顶棚,算是有备无患吧。
    在社会上,关注邓小平的命运,希望邓小平再次复出,已变成人们街头巷议的热点话题。但是,在继续坚持“两个凡是”和“批邓”的大前提下,邓小平的再次复出,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12月4日,父亲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三○一医院派医生到我们的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临时性的导尿处理。医生走时,给我们留下一些药品,还嘱咐要给父亲打针。我是学医的,会打针。邓楠为了尽孝心,也要学打针,可是,总不能在父亲身上学呀。邓林就说:“我不怕痛,在我身上练习吧。”我们给父亲打针换药,只能进行一些临时性的护理。看着父亲的病一日重于一日,大家十分着急。12月9日,父亲的病情加重。在我们的要求下,10日晚上11时后,父亲被送进三○一医院住院治疗。
    为了父亲住院,三○一医院进行了精心准备。当时南楼五层一整层准备作为外科病房,刚刚装配完毕还未启用。因父亲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住院也不能和外界接触,所以正好让邓住进南楼五层。邓住进去之后,走廊的一边有人看守,另一边则将楼梯的门锁上,以防消息“走漏”。12月的12、13日,医院两次请中国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为父亲进行会诊,并决定进行手术治疗。
    1977年的新年,我们全家是在三○一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父亲康复出院。
    出院后,在叶帅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我们进去一看,感觉很不一样。房子不错且不用说,里面竟有一个专门看电影的大厅,到底是“文革”新贵,还真是挺会享受的。我们住的这个二十五号楼,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
    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父亲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4月10日,父亲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父亲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在这封信中,父亲鲜明地提出要准确地和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月3日,中央转发了我父亲的信,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5月24日,父亲在同两位中央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在那段时间里,中央有些人曾要求他写一个检讨,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父亲坚决回绝,表示不再写检讨。对于“天安门事件”,他说:“我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的推动下,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吁下,在粉碎“四人帮”九个月之后,1977年7月,父亲终于再次复出,恢复了他在党政军所担任的一切职务。1978年3月,父亲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这个复出,是民望所归的复出,是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复出,是一个光辉的复出。
    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父亲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一出来工作,立刻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下手。他明确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先导。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父亲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父亲深刻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意义,指出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一再强调:一定要一心一意、不受任何干扰、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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