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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逝世(一)

    唐山大地震时的毛泽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是这样记述的:“7 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那天凌晨二点,地震波及北京。主席在6 月因心肌梗塞已经抢救了一次,到了7 月,病情才稍稍平稳了些。他的卧室太小,医疗器材放不下,医护人员连转身的地方也没有,只好将主席的大床搬进书房里,也就是人们常看见主席会见客人的地方。地震发生后,主席的神志还很清楚,也知道发生了地震,但是他说不出话,只用手摆摆,大概想说不用惊慌。”
    “我们正在睡觉,震醒后,起身就往书房跑,当我们来到书房,看见主席躺在床上,就用了一个大被单,几个人拉住四角,罩在主席床铺的上面,防止掉东西下来砸着。天亮后,经医生同意,我们又将主席搬到旁边防震的房子里。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在新华社的内参和各大报上,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重病之后,他的耳朵也听不见了。以前先是眼睛看不见,我们念文件给他听,1975年夏天一只眼睛动了手术,戴上眼镜能看见字迹了,可是听力又减弱了。是主席看了报告后亲自圈阅并同意华国锋去灾区查看灾情,慰问灾民的。”
    8 月份,中央三次特急电报,向有关领导通告毛泽东病危。8 月28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常委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到了9 月2 日,毛泽东病情更加沉重。9 月8 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
    从毛泽东病危到处于弥留状态这些情况,我们这一家人完全不知道。我们像全城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忙于安排震后的居食问题。
    地震的当天,天降豪雨,我们搭的塑料布棚子塌了。白天,人还可以呆在走廊里,可到了晚上,全家十几口人都不能进屋,住在哪里啊?我们全体开动脑筋想办法。经过一番设计,我们在客厅里竖着摆了三排三屉桌,用三排桌子当间隔,上面搭上木床板。在床板下的木地板上,铺上褥子,再在褥子上面放上被子和枕头。嘿,这个地铺看上去还真不错,不但外观很好,而且完全符合抗震力学原理,十分安全。就是再有余震,掉下根房梁也砸不坏。我们接上电源,在地铺边上放了一个台灯,这样既可以照明又可以看书。我们还安排每天晚上轮流值班守夜,万一再有大震,可以及时报警。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抗震生活,便正式开始了。到了晚上,全家人从院子回到屋里。大人小孩一个一个钻到桌板下面。最高兴的是孩子们,简直就像“过家家”一样,又叫又笑,兴奋之极。我们这些大人也都觉得不错,全家人一起睡在床板之下的地铺上,舒舒服服热热闹闹。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们安全、舒服、照明都考虑到了,却没有想到三屉桌太矮了,我们年轻人一钻就进去,毫无问题,但对于父亲母亲奶奶这样的老人,要进去可就困难了。特别是父亲,快七十二岁了,腰腿都不方便,钻进去和钻出来都挺费劲的。一时我们也想不出别的抗震的办法,先这么凑合着吧。晚上,夜深了,一家人都钻进了“抗震棚”,好不容易安静了下来。可能是白天干活儿干得太累了,大家很快就都睡着了,有的还打起了呼噜。在一盏小台灯下,守夜的人一边听着外面的响动,一边看书。夜深沉寂,万籁无声。慌慌张张地忙乱了一天,没有想到,天摇地动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宁静。
    在地铺上住了三天,我们发现不行了。问题还是出在父亲身上。父亲患有老年性前列腺肥大,每晚都要上几次厕所。每次上厕所,从床板下出来,他都要低着头,弯下腰,屈着腿,十分费力。费点劲儿还好说,有时还会磕碰着头。我们看着父亲这样真是心疼,可是,谁也代替不了他呀。不行,还得再想办法。还是得住到屋子外面去。一开始,我们抬了几张木板床,简单地用支蚊帐的竹竿支着塑料布搭了个棚子。但这个塑料棚子实在是弱不禁风,一阵风来,就会吹飞塑料布或吹开个大口子,害得我们每天忙于修修补补。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办送来了两块搭盖大卡车用的军用苫布,这可派上了大用场。大家集思广益,主意越来越多,方法也越来越先进。经我们不断改造,一个新的抗震棚子搭好了。要说这个新棚子,还真挺不错的。几张木板床并排放着连成一片,四边都支上了木头桩子。中间立上一根粗粗的长木头,高高地支撑起帆布大苫布,当做顶棚。为了防雨,我们把塑料布在棚子四周一块块接好,严严实实地从顶挂到地,很有点风雨不侵、严阵以待的味道。我们再在床上挂上蚊帐,这下子连蚊蝇都不怕了。我们也是有点儿得寸进尺,最后不但把电灯支到了棚子里,还把电视机都搬了进来。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当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挥千军万马的营帐,大概也不过如此,起码,他总没有电视看。后来,中办又送来了一个军用帐篷,我们虽把帐篷支好,却没人进去住。大热的三伏天,太阳一晒,帐篷里足有四十度,又热又闷,比我们那又透风又热闹的大抗震棚子差多了。
    8 月22日,是父亲七十二岁大寿。按照现在又是被打倒又是地震的情况,应该是没心思过生日了。但我们想,父亲是属龙的,今年是龙年,是父亲的本命年,本命年的大寿是一定要过的。越是有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为父亲祝寿。这个大寿,不但要过,而且要过得高兴过得好。为了显示“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成果,我们不让奶奶这个专家动手,而由我们三个姐妹主厨。按照现有的条件,我们先是正经八百地拟了一个菜单,大家传阅,没有意见后,我们便系上围裙,开始在厨房生火做饭。掌勺炒菜的是我,打下手切菜的是邓楠,做凉菜的是邓林。七手八脚地忙活了整整一个上午,终于饭也做熟了,菜也炒好了,汤也煮热了,我们非常得意地把大圆餐桌摆得满满的。
    父亲表扬了我们:“不错。”母亲说:“女儿们的孝心嘛。”奶奶则不以为然地说:“晓得味道好不好?”我们全家十几口人,欢欢喜喜地给父亲庆祝了七十二岁大寿。什么“批判”也好,“打倒”也好,地震也好,我们都能从容应付。乐观主义,困境中的乐观主义,永远的乐观主义——这就是我们一家人最显著也最自豪的特点。
    我们在宽街的家有个院子,度过地震后的日子从容多了。但大多数北京市民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要一出家门,就可以看到那满街满巷的人啊。每家每户都把床铺搬出了屋子,搬到了大街上。可是,大街上也挤呀,每家能用的地方实在有限。要抗震,又要防暑,老百姓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木床上支个塑料棚子。白天,原本就是酷暑难当,塑料棚子里就更热了。晚上,一张床上得睡好几个人,要不就是有人睡着有人坐着,轮着休息。副食供应平时就很紧张,一闹地震,东西就更难买了。最苦的是那些孩子们,别说牛奶鸡蛋了,想都别想。大人小孩儿,凑合着吃饱肚子就不错了。睡得不安,吃得不好,中暑生病的大有人在,可在那个时候,看病也不容易。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买不着鸡蛋,全家人就急着到处去找。我们的朋友王兴和张九九听说我们家的孩子没有鸡蛋吃,特地到乡下找人买了几斤鸡蛋叫我们去拿。我和贺平对王兴和九九说:“真太谢谢你们啦!”他们说:“当年在江西,老爷子还给我们找烧火用的木炭呢!”从王兴家取了鸡蛋后,我们高兴得飞也似地骑着自行车回到宽街。看着这些鸡蛋,全家人乐得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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