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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怒人怨(一)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父母亲二老相依相伴,寂寞之中,倍感思念家人。转眼快到4 月底了,二老想起来,4 月30日是小孙子萌萌的两周岁生日。二老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小萌萌早产出生,才三斤四两,那么一点点大,全凭精心照料才逐渐长大,因此让人格外心疼。现在,萌萌就要两岁了,真想他呀!二老商量,要给孙子送点东西,算是爷爷奶奶一片心意。妈妈试着问滕和松,能不能托他给家里的孙子捎点生日礼物。滕和松说可以。二老很高兴,让人帮助买了一点东西,妈妈写了一张纸条,请滕和松给家里送去。
    我们正在因没有父母亲的消息而发愁,突然收到从他们那里送来的东西,着实地令我们激动了半天。我们打开妈妈亲笔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小萌子明天的生日,给他点水果及两个罐头,二个小瓶子玩,还有糖一大块。不要跳(调)皮,和眠眠姐姐两个人分。给小胖子一个大苹果,奶奶。”看着字条,看着妈妈那熟悉的字迹,好像抚摸到妈妈那温暖的手。我们几个人一边看,一边热泪长流。总算有了父母亲的消息。这些送来的东西和字条证明,父母亲虽然被关着,但还能够买得到东西。能够买得到东西,就证明他们生活上没有问题,没有受到虐待。他们能给我们送来东西,也说明他们虽然没有行动自由,但禁闭得尚不算森严。我们拿着字条和东西,兴奋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萌萌的两岁生日,应该是他最值得珍视的一天。爷爷奶奶送来的生日礼物,代表的是最可珍贵的人间亲情,这是拿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最伟大的爱。孩子们还小,他们拿着奶奶给他们的当作玩具玩的小药瓶子跑来跑去,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他们不知道,没有人身自由的爷爷奶奶,在怎样地想念着他们、爱着他们。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妈妈的眼病复发了。妈妈的眼病,是一次看烟花时被落下的灰烬烫伤角膜所致。她本以为是老毛病了,拿点儿药自己治治就能好,便请滕和松帮助拿点药。
    滕和松按常规,到三○一医院小药房去为邓小平夫妇拿药。不想,小药房的人说,邓小平被打倒了,不能在这里拿药。滕和松将此事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找了当时主管军队工作的陈锡联,陈锡联亲自向三○一医院的浦副院长做了交待。经过这一番复杂过程,才允许继续在小药房拿邓小平夫妇的药。
    药拿来了,妈妈按照以前的方法给自己治疗,但她的眼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厉害了。由滕和松安排,妈妈到三○一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这次患的是病毒性角膜炎,必须住院进行治疗。如果住院,就意味着妈妈要和父亲分开,就意味着父亲将要一个人独自住在东交民巷。妈妈不愿意去住院,她放心不下,也不愿和父亲分开。可是,医生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她的眼睛可能会瞎。在这种情况下,5月11日,妈妈住进了三○一医院的外科病房,进行治疗。
妈妈住院了,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无非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呆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幸亏邓楠在父亲临走时的最后一刻,想起给父亲口袋里塞了一副扑克牌。在东交民巷,父亲一人孤独度日,全靠着这副扑克牌以为消遣。这副本来全新的扑克牌,到了最后,已被父亲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及其结局,给本已病重的毛泽东带来的,绝对不会是欢快和喜悦。事态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得压在毛泽东心头的忧虑变得更加沉重。4 月30日晚,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来,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形势。毛泽东用不听使唤的手,颤抖着,亲笔为华国锋写下了三句话。第一句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第二句是:“照过去方针办”;第三句是:“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虽然已重病沉疴,但他非常明白地知道,他确立华国锋为接班人,“四人帮”必然不会满意,更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在他的身后,“四人帮”会闹事的。毛泽东为华国锋写下三句话,是在用他最后的一点气力,白纸黑字地写下他的嘱托。他要把中国,这个已经满目疮痍的家当,托付给华国锋。邓小平被打倒了,“四人帮”又不可信任,只有华国锋了。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是一个厚道人,是从湖南毛泽东家乡任职出身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可以托付的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这一嘱托,由华国锋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传达。
    5 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镜头中的毛泽东,面容憔悴,行动不便,面部缺乏表情。在这两次会见外宾后,中国政府发布对外公告,宣布毛泽东今后不再在外交场合露面。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病体垂危,已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阶段。
    母亲住在三○一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是三○一医院眼科的尹素云主任和唐佐怡医生。母亲的眼睛不好,经常看病,因此和这两位女医生的关系一直很好。以前,医生们对母亲好,不足为奇。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这种政治高压的状况下,她们依然对母亲非常好。她们不但给母亲精心治疗,而且还把她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母亲。她们的态度,表达了对“批邓”的不满,表达了对“四人帮”的憎恨,也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在医院,母亲虽然住在普通病房,却是一个人住单间,平时不能出自己的病房。但有尹主任和唐医生的照顾和关心,她并不觉得寂寞。一天,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风声,可能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呆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 月10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他在信中提出,卓琳因病住院,这里太孤单,要求与家人住在一起。滕和松将这封信送交汪东兴。汪东兴看后对滕和松说:“让邓小平把信写得具体点。要写上要求回原来的住处。这样主席批了我才好办。”滕和松把汪东兴的交待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将信改好,由滕和松再送汪东兴。汪东兴将此信呈报了毛泽东。这封信报到毛泽东处了,但迟迟没有回音。父亲不知道,在这个期间,毛泽东病重了两次。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在这封邓小平的信上,政治局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圈。
    母亲住院五十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 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这时,在育群胡同的我们,也接到通知,说父母亲要回宽街,我们也可以搬回去住。真没想到,搬到育群胡同才一个多月便要“打道回府”。
    最让人兴奋的是父母亲将要回来,我们那悬在空中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不管什么“打倒邓小平”、“批判邓小平”,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就是胜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收拾东西,往宽街搬家。在离开育群胡同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感到一丝不舍之情。虽然在这里才住了一个多月,但毕竟,这是最困难时我们的一个栖身之处呀。我们把几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把那盛开着的美艳无比的月季花留在了小小的院子里。关好门窗之后,我们离开了育群胡同。
    回到宽街,本来挺高兴的。但是一看,一个多月不见,这里真是有点面目全非了。邓小平现在被打倒了,不能“享受”原来的待遇,原来屋子里铺的所有的地毯全都给撤走了,客厅里的沙发和其他很多家具也都搬走了,办公桌、椅,甚至台灯都拿走了,整个家里空空荡荡的。还有,看到那块被我们挖得乱七八糟的月季花坛,我们也不禁唉声叹气。真是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没有地毯,于居住走路毫无影响,打扫起来还方便许多。没有家具,也没什么了不起,几张木板床一搭能睡觉就行,反正被子褥子我们有的是。我们把落满了灰尘的屋子打扫干净,把窗户玻璃擦得明明亮亮,再把院子弄得整整齐齐。可喜的是我们居然还找到一个沙发椅,准是搬家具时“漏网”的。我们在空旷的客厅里把这个沙发摆好,还搬了一个小桌子放在旁边当茶几,就算是给父亲的专座。想到父母亲很快就要回来,我们就像过节一样的快乐。不想,当我们把一切收拾停当后,父母亲的归期一下子又没有了消息。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焦急地在家里等待,心中忐忑不安地想:难道情况又有变化?
    就在父母亲准备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时,7 月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不幸逝世,享年九十岁。1976年,真是一个多难的年代呀。这一年的年初,周恩来逝世;而现在,朱德元帅又不幸病逝。这些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贡献了一生的共和国伟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与世长辞了。人们不无忧虑地想到,未来的中国,将交付何人?
    因为朱德元帅的去世,父母亲迁回宽街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7 月19日,他们才实现了回家的愿望。宽街是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为了不引人注目,中央警卫局特别安排在晚上十一点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让父母亲乘车离开东交民巷,回到了宽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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