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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不惊(一)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全面整顿,是在用行动否定“文化大革命”。为此,毛泽东批判了邓小平,但没有想再次打倒邓小平。毛泽东总是保持着一个想法,认为邓小平是“承认错误”的,是会回心转意的。没有想到,邓小平这次的态度,与“文革”初期相比,竟然这样的不同。正当此时,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作出了再次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想得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会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也许,只是一个也许,只是一个不可知的也许,只是一个毛泽东所看不见了的也许,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沉沦,也许,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还会赋予他以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他的同时再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文革”复出后,他的举动实在太大了,他的态度也太不妥协了。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对毛泽东,父亲是太了解了。在起用他——支持他——批判他——直到再次打倒他的这一个全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百转回肠的一番苦心,和他那无可奈何的千般失望。父亲完全知道,这次复出后,但凡他的作为能够“随和”一点儿,毛泽东都会尽量保住他的。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丧失力挽狂澜的机会,怎么能够为了一己之安危而放弃正义和原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不归之路。现在,虽然被再次打倒了,虽然每天在被大肆批判,但是,他的心是镇定的,是坦然的。他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肯定,他可以问心无愧于今生了。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再后来,在父母亲的要求下,警卫局又让在我们家帮助带小孩的一个亲戚邓志清来到东交民巷,帮助父母亲做一些清扫洗涤工作。志清来后,不仅有人可以帮助劳作,更使东交民巷十七号的楼里多了一些人气。警卫人员一共四个。滕和松是警卫局的老人,以前跟随父亲出过差,对我们家很熟,对父亲本人也很有感情。他是这里的负责人,除了警卫安全工作以外,还负责照顾邓夫妇的生活。买菜,拿药,看病,以及为邓转信,在那个期间做了不少的事。因为原来就熟悉,所以父母亲对滕和松也十分相信,生活中的事情请他帮忙自不必说,连给中央送信这样政治上的事情,也都让滕和松帮忙。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两个决议”公布后,在宽街的我们这一大家人接到通知,院内所有的人均不准自行外出(连上班上学也不许去),在住地集中办“学习班”。中办秘书局派了两个人来宽街,组织我们办“学习班”。在我们的院子里面,除了我们这一家人以外,还有秘书王瑞林,警卫员张宝忠,司机程云久,老公务员吴洪俊等原来的工作人员。让我们集体进行“学习批判”,我们就每天按规定时间集中在一起。办“学习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让我们揭发父亲,并让我们每一个人说清楚,“天安门事件”时有没有去天安门广场。这种追查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查一查,邓小平这个“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有没有通过他的子女去天安门进行“指挥”。面对追查,我们坚决抵制,所有的人,不管去过天安门与否,统统都说没去。我们说,不但我们自己没去,父亲还曾明令我们全家人都不去。参加“学习班”的全体人员,不管是家属还是工作人员,态度都很坚决,我们深知事关重大,绝不能给人一点儿可乘之机。每个人都检查完后,再没有继续追查的内容了,剩下的就是每天例行的“学习批判”。“文革”十年,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搞学习批判,天天学,年年学,天天批,年年批,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早就把“学习”和“批判”的语言技术掌握得炉火纯青。要说呀,“文化大革命”也真是挺“锻炼”人的,成年累月“批判”来“批判”去的,一个个都批成精了。
        父亲这次被打倒,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早就抱着“豁出去了”的态度,因此,让“批判”就“批判”,让发言就发言,每一个人都是一副十足的应付态度。开会的时候,这个人说要上厕所,那个人说孩子哭了要去带孩子,还有的说时间到了要去做饭,每个人都总是找着辙子出去溜一溜。可想而知,那个“批判学习”的场面,一点儿也不认真。在那么严肃的“学习批判”中,还有可乐的事呢。有一次,轮到警卫员张宝忠发言。他摆出一副极其认真的样子,先是喝几口水,咳嗽两声清清嗓子,然后开“批”。他话说得多,水也喝得多,话还没说完,水却喝完了。他一边继续侃侃而谈地发着言,一边走到屋子中间去倒开水。贺平坐在他的旁边,看见他裤子外边露出了一截儿里面穿的毛裤的毛线。趁老张走去倒开水的时候,贺平就悄悄拉那个毛线的线头儿,一点一点轻轻地拉。老张越走越远,那根毛线就越拉越长。一根长长的毛线拖在身后,活像长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惟独老张自个儿浑然不知,还在那儿一边倒水一边滔滔不绝地侃。本来大家绷着劲儿挺严肃的,这样一来,全体忍俊不禁哄堂大笑了起来。这一笑,什么“学习”,什么“批判”,统统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们大伙儿笑呀笑呀,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都痛了。我们痛痛快快地笑了一个够,在那种高压的政治气氛之下,也还真是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人畅快无比地开怀大笑一番。这种抵制的态度,充分体现了我们全体对“批邓”的蔑视。这个专门为邓小平家人和工作人员办的“学习班”,大约办了十来天,便不了了之地散了。
    在办“学习班”的时候,不准我们外出,一般的粮食蔬菜,找人帮我们代买,大家吃饱肚子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像鸡蛋之类的东西,当时是限量供应的,平常就不容易买到,更何况这个时候。家里面有四岁的眠眠和两岁的萌萌两个孩子,没有鸡蛋吃,怎么办?一天,王瑞林悄悄地叫我们到他的秘书办公室去。他把一个纸鞋盒子递给我们。接过盒子,只感到里面沉甸甸的。回到我们住的屋里打开一看,满满一盒子鸡蛋。原来王瑞林看着两个孩子没有鸡蛋吃,就把他们原来在工作时发的当作夜餐的鸡蛋,全部找出来给了我们。
    在这个家里,两个孙儿是父母亲和全家人最心疼的。父亲被打倒,我们这些大人倒没什么,反正跟着父亲,我们个人的命运早已不算什么。但是,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万一我们这些大人再有个三长两短,两个孩子可怎么办?时常地,我们看着这两个不谙人事、活蹦乱跳的孩子,心里一阵阵酸楚难忍。邓林和邓楠有时会说:“我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根本不该生孩子!”姐姐们商议着,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们送到乡下或亲戚那里去。大人怎么样都无所谓,但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孩子的性命。要知道,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候,我们,邓小平的子女们,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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