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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四五运动(一)

    正式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虽然毛泽东说邓小平仍属于人民内部问题,但父亲已经做好了形势进一步恶化的精神准备。跟着父亲经历了近十年“文革”运动锻炼,我们全家老小,也都早已成为老“运动员”了,我们明白父亲目前的处境,我们也像父亲一样,做好了父亲再次完全被打倒的准备。
    1976年3 月,父亲决定从东交民巷十七号,搬回原来我们在宽街的那个家。“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知搬了多少次的家。从中南海被赶到方壶斋,从北京迁往江西,再从江西回到北京。从花园村,搬到宽街,再到东交民巷。这次,又从东交民巷搬回宽街。在“文革”中,政治挂帅,连搬家都和政治因素紧密相联。十年之中,每一次搬家,不是意味着政治情况恶化,就是意味着好转。搬家,也搬出政治经验来了。这次我们主动搬回宽街,表示我们全家已经预见到,一场政治恶战,就在眼前。
    周恩来去世后,开始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是人心不稳。人心不稳,便会“谣言”四起。那时候,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国的大小城市,传闻不断,议论纷纷。这些被“四人帮”后来一再追查的“谣言”,差不多都是关于江青的。说江青30年代在上海时是个三流电影明星,讲江青与当时她的丈夫唐纳的风流故事,说江青当过叛徒,还有关于江青生活腐化和行为乖张的各色传闻。反正不管是真是假,只要讲的是有关江青的,人们统统都相信。而且你传我,我传他,“流言”与“蜚语”,“奇谈”与“怪论”,不胫而走。老百姓议论江青,不是为了猎奇和寻找乐趣。在那种乌云压顶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江青“四人帮”的蔑视和憎恨。
    周总理去世的悲痛,仍然萦绕在人们的心中。“批邓”的狂飙,又使人们那已经相当敏感的神经绷紧。“四人帮”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 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批判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同日,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文章批判邓小平整顿派性、起用老干部。2 月16日,江青、张春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化大革命铸造的一代新人》的批判文章,跟着,新闻纪录片《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投入摄制。2 月20日,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她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2 月23日,张春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攻击国务院决定进口外国成套设备是“买办资产阶级”。2 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公布了毛泽东批评“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2 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修改过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说“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同走资派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2 月份,王洪文起草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的讲话,攻击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是反对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张春桥在与参加打招呼会的上海人员谈话时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说大批老干部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是“敌人”。迟群、毛远新在北京、辽宁等地大专院校鼓吹要培养“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迟群在清华大学说:“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3 月1 日,《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反修必须批孔》的文章,将1972年周恩来致力于纠“左”的思想和行动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3 月2 日,《人民日报》转载由姚文元精心修改的《红旗》杂志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诬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3 月4 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3 月6 日,《光明日报》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此文在“批邓”的同时,还影射攻击了华国锋。3 月7 日,姚文元诬蔑邓小平制造毛泽东讲过“老九不能走”的“谣言”,为在“文革”中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翻案。3 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审改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3 月14日,《学习与批判》杂志刊登张春桥授意撰写的文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 小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3 月16日至23日,文化部于会泳贯彻张春桥、江青的指示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
    按江青的说法,自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后,“四人帮”一直被关在笼子里,而现在,他们总算出来了,总算能讲话了。他们要复仇,要出一出这憋了一肚子的恶气。“四人帮”活像一群在舞台上表演的丑角,他们的狂暴言行和丑恶嘴脸,毕现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全中国人民的眼前。
    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批邓”的暴虐,更使人民心中的仇恨燃烧。这愤怒的火焰,就要升腾,瞬间就会变成万丈之势,燃遍整个中华大地。
    从2 月开始,星星之火,已在神州四处燃起。
    2 月23日,福建刘宗利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的罪状。
    2 月26日,福州大学教师厉海清贴出词作《天仙子·葬志》,表达了对林彪、“四人帮”的痛恨。3 月2 日,武汉街头出现“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等大字标语。3 月9 日,贵州省贵阳市七名青年工人贴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愤怒鞭挞江青、张春桥等人,并自费运到郑州、长沙等地散发、张贴。3 月11日,福建省三明市赵大中贴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3 月20日,广东省顺德县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批判张春桥的谬论。3 月25日,武汉市出现题为《绝对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3 月26日,武汉锅炉厂二百余人集会,公开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其他一些地方,也相继出现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
    人民大众,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以英勇的气概和胆量,开始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伟大斗争。
    3 月5 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原稿中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全部删去。25日,该报发表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用“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恶毒的语言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恶行,恰如投向水中的乱石,顿时激起了千层巨浪。人民愤怒了,数日之内,从全国各地发向《文汇报》的抗议信件和电报达四百二十一件,打去的抗议质问电话达一千多次。人们义正词严地纷纷抗议:“反周总理不得人心!”并质问“《文汇报》成了谁家的报纸?”强烈要求《文汇报》“向全国人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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