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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三个文件(一)

    1975年年中,周恩来的病情加重。6 月5 日晚八时,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央的同志们听取了医疗组关于周总理病情及治疗问题汇报。
    1975年6 月上旬,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华,与之会谈的是邓小平。6 月7 日,周恩来会见了马科斯。周恩来对客人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周恩来是在进一步向世界上的朋友们介绍邓小平,他要为邓小平创造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
    6 月9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元帅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迫害,受尽身心摧残,1969年6 月愤怒而孤独地惨死于羁押之中。1973年12月,在一次会上,当讲到贺龙时,已经有所醒悟的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1974年,毛泽东在与邓小平的谈话中说,要给贺龙平反。邓小平立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1974年9 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贺龙元帅恢复名誉。在含冤惨死五年之后,贺龙元帅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去世6 年之后,这位开国元勋的骨灰终于得到安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这些贺龙元帅的老战友们都来了,他们为被冤死的战友,献上了悼念的花圈。周恩来带病来了,他一进来,就凄声高叫着贺龙夫人薛明的名字,热泪长流。周恩来声音颤抖地说:“薛明啊,我没有保住他啊!”薛明在贺龙死后被林彪集团秘密解送到贵州一个山区关押,还是周恩来千方百计地把她找了回来。薛明流着眼泪,哽咽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贺龙的女儿晓明也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周恩来缓缓地对他们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早已弥漫在场内的悲痛再也抑制不住,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了起来。这哭声,是“文革”九年以来积压在人们心中悲痛的发泄,是对林彪、江青这帮“文革”恶人滔天罪行的愤怒控诉,是对极左错误的最强烈的抗议。追悼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郑重地致了悼词。
    翻案,翻案,必须翻案,必须彻底翻案。如不翻案,九泉之下的英灵怎得安宁!如不翻案,神州大地的苍生怎能释怀!
    参加完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的心情更不平静。他要以生命的最后一搏,支持邓小平进行的艰苦而果敢的整顿。6 月15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他多次与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谈话,了解情况。6 月27日、7 月4 日和16日,周恩来几次同邓小平进行长谈。周恩来知道,斗争是残酷的,是充满了暗礁险滩的。7 月1 日,他与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后说,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周恩来知道,“四人帮”对他恨之入骨,只要他活着,他们就会不停地整他。即使在他身后,“四人帮”也不会善罢甘休,还会继续将各种诬陷和“罪名”强加给他。对于世事,周恩来已看得很透。对于“四人帮”,他绝不会抱任何幻想。对于未来的斗争,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
    不出周恩来所料,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言犹在耳,江青一伙就又发起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攻势。7 月12日,在“四人帮”的布置下,上海《文汇报》一次发表两篇文章,以远在二千多年前的秦朝宰相赵高企图篡位和批判儒家为题,影射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和邓小平代表“复辟”势力,叫嚣要展开对于儒家“复辟”势力的斗争。13日,《光明日报》刊载文章,大讲反对“经验主义”,矛头明确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14日,上海《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影射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文章。一时之间,掀起了一个影射批周批邓的高潮,火药味道十分浓烈。8 月份,王洪文在上海还多次召开会议,散布:“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打巷战”,并亲自视察民兵装备,带领民兵训练。在“四人帮”心中,这场斗争,不是鱼死,即是网破。“文斗”如若不成,就要进行“武斗”。王洪文这样一个造反起家的人物,不过指挥过几场派性武斗,居然妄想率领民兵“打仗”,也真是忒忒地狂妄了。
    对于这场敌我双方阵线分明、险象环生且前途未卜的斗争,邓小平心中镇定自若。他既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会做任何妥协。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丝毫不为所动。他心里雪亮,只有一条,就是要快啊,要尽可能地抓紧时间。这样的机会,很可能转瞬即逝。
    6 月20日到8 月4 日,中共浙江省委开会讨论整顿浙江问题。其间,邓小平多次听取浙江形势和整顿工作的汇报,还派人调查研究和协助处理浙江问题。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支持下,浙江省委首先对派性头目进行了组织处理,在此基础上抓紧恢复生产,促进了全省的安定团结。
    7 月4 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他说,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建立省级党的领导,要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尖锐严厉地批判了派性,他说:“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他再次强调要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对铁路、钢铁工业、军工、教育、文化、党风党建等领域继续进行整顿的同时,7 月中旬,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展开了对科技领域的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指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做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长。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注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并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他的关心下,黄昆、汪德昭、吴仲华、谈镐行、杨乐、唐孝威等著名科学家得以落实了政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贡献。
    在全面整顿进行到一定深度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草拟一些文件,以把整顿的成果巩固下来。
    第一个文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这个文件极其重视。在一些工业领域所进行的整顿成绩显著,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抓紧时机,进一步推动整顿,就可以促进在整个工业领域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并可以促进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足发展。8 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这个文件时,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这个文件,一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二要引进新的技术和设备,要扩大进出口。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三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要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要抓好产品质量。六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家计委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修改了该文件,后来一般将此文件称为《工业二十条》。文件主要内容为:一、学习理论必须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不能把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二、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改变“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三、整顿企业管理,严格遵守制度。所有企业都要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生产管理制度。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制度、计划和纪律的现象作斗争。完不成国家计划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四、要落实党的政策。凡是强加给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的不实之词和错误“帽子”一律要予以摘除。要相信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不适当改行的,要加以调整。五、对于“造反”等“文革”中提倡的“革命”行为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判,反动的要顶住。凡是以“造反”等名义向党伸手要入党、要当官的,一律不给,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六、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发展生产。要关心职工的生活。七、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要想赶上先进国家,都要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批人才,干部、工人、科技人员都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和国家计委《工业二十条》中所强调的,都是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无法无天、是非混淆和造反派当家的时代。在工业企业及全社会中,按劳分配,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科研,建立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发挥职工、干部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等等,不但不能提倡,反而统统遭到批判。因此,邓小平关于工业发展的讲话和国家计委的《工业二十条》中所讲的每一点,都有着明确的针对性,都是切中时弊的。要纠正“文革”中的混乱状态,要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只是嘴上说说、口中喊喊那么轻松的事情。“文革”九年了,对错、是非、人生观、道德观,一切一切全都被人为地扭曲了。不下狠心,不真抓实干,不痛改前非,不“得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为了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和支持,中央决定将这个文件下发征求意见。尽管后来因为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工业二十条》没有正式下发,但由于人们对安定团结、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热烈渴望,在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这个文件就得到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业界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并对当时的工业整顿,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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