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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大刀阔斧地继续开展全面整顿。“文革”中积累下来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要扭转局势,就必须全面地进行整顿,彻底地进行整顿。
    1975年4 月,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在内部挂起来,分别由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自行撤销。根据中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多人被释放出来,安置、看病、补发工资,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5 月17日,毛泽东分别对老红军贺诚和傅连作了批示。在由邓小平转呈的贺诚女儿的来信上,毛泽东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对于傅连,毛泽东则批示道:“傅连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乎哀哉!”贺诚、傅连二人皆为老资格的革命者,均为治病救人的红军医生,在他们的一生中,不知救治了多少革命战友,而自己却在和平时期为恶人所冤所害,岂不让人痛心疾首。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等于再次肯定了周恩来、邓小平解放干部的工作,为进一步推动落实政策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一次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重大行动,虽然很不彻底,但毕竟解放了一大批干部,使形势向着进一步有利的方向,迈进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在致力于落实政策、解放干部的同时,邓小平在文化、教育、钢铁、国防工业、军队等各个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进全面整顿工作。
    继铁路系统进行的整顿,邓小平又大力抓紧在钢铁生产领域进行整顿。4 月份的时候,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邓小平气愤地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他提出,要召开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十一个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于21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工业整顿发表了重要意见,29日到座谈会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用他那一贯简要明确的作风,两句开场白后,便单刀直入地讲道:“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他所讲的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他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讲到这一问题时,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他讲到对派性要坚决斗争,但也讲到斗争的复杂性。他说:“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3 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他讲道:“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他说:“上面几件事情认真做好以后,紧接着就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邓小平讲话的开场白是简明扼要的,结束语也是简明扼要的。最后,他讲:“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口号“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要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为武器,对“四人帮”展开坚决的斗争。
    邓小平的讲话,通篇不到三千字,却观点明确,态度明确,措施明确。此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十三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即开始好转。6 月份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了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军工企业,自3 月起已按中央九号文件开始整顿。像其他部门一样,军工企业中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派性和造反派头头当权的问题。国防工办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召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让有专业技术的和有管理经验的人抓生产抓工作,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变化。4 月,邓小平主持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强调要缩短战线,精简型号,加强集中统一管理,狠抓科研。5 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常务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战略导弹研制工作安排的请示,明确要求首先抓洲际导弹的研制。7 月20日到8 月4 日,中央再次召开国防工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到会讲了话。8 月3 日邓小平的讲话,主要三条,按照他的原话,就是“还是些老话”。所谓“老话”,也就是在整个整顿的过程中中央所一再强调的内容。这次讲的是三条: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李先念在讲话中也强调,要建立企业的责任制和正常生产秩序。这次会议后,经过努力,军工企业的混乱状态进一步得到纠正,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在对铁路、钢铁、军工等部门和企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国务院于6 月16日至8月11日,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桂贤、王震、谷牧、孙健等国务院副总理,以及有关部门和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明确经济发展方针,研究如何加快经济发展。其间国务院六次开会,听取会议汇报。此次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进行全面整顿,并明确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
    经过几个月坚决果断的整顿,197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10月份,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3 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5 、6 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仅仅经过半年的整顿和努力工作,“文革”以来全面混乱和工业发展停顿的状况得到了扭转,工业生产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
    这说明,“文革”所造成的生产下降、国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困难的状况,不是不可以纠正,不是不可以改变。只要下决心去整顿,只要下大力气去整顿,混乱和无序的状况完全可以得到纠正,经济秩序完全可以恢复,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发生“文革”动乱,如果全国上下一致全心全意地实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那么,用九年的时间,我们的国家完全可以发展到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程度,人民生活也会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九年以前,我们的邻国日本,经济基础和实力并不比我国领先多少。九年之中,我们在大闹“革命”大动乱,日本则在大力发展经济和高科技。九年的时间过去了,日本发展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而我们,却还在为扭转社会经济的全面混乱而费尽苦心。“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已经耗费了我们整整九年的时间。整整九年啊,这个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仿佛是九年一梦。一梦醒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就是原来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获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进步。
    我们身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起我们来,已经遥遥领先。看到这些,怎能让人平静,怎能让人泰然处之?有人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是对的,但是进行得太急了。是的,邓小平急啊,他怎么能不急呢?在苦苦等待了六年后,才获得了复出。在经过艰难险恶的斗争后,才获得进行整顿的权力和机会。他自己已是七十一岁高龄,而且,政治斗争仍然艰险如斯,政治前景中仍然充满了太多令人不安的变数。时间、机会,对于他来说,都太珍贵了。他要挽狂澜于既倒,他要报效国家和人民,只有抓住这一难得的、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他必须做到坚决、果断、彻底,而且义无反顾。他完全知道,这样做会触怒“文革”势力,而且也极有可能令毛泽东产生不满。但是,这是他经过多年的思考下定决心所选择的道路。他既然走上这条道路,就已别无选择,早已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信奉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全面整顿,就必须对军队进行整顿。6 月24日至7 月15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院校负责人共七十余人。会议重点讨论改正不正之风和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等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在讲话中,痛责“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他气愤地揭露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对与会者大声疾呼:“你们要抵制!”7 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题为《军队整顿的任务》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尖锐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存在“肿、散、骄、奢、惰”等严重问题。他说:“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他讲到军队要坚决反对派性,要恢复优良传统。军委的工作是两件,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军队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要敢字当头。他说:“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他说:“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看,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会议后期,叶帅亲自与军队的高级干部一一谈话,一一打招呼,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叶帅对他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7 月1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件和叶剑英、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这次会议的精神,受到全军指战员的热烈拥护。这次会后,由叶剑英亲自拟定,调整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有效地阻止了“四人帮”夺取军权的阴谋。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在林彪倒台后,一直觊觎军队大权,却一直未能攫取到手,心中十分不满。对于军队正在进行的整顿,对于此次会议的召开,他们更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会议刚刚开过不久,王洪文、张春桥就诬蔑和攻击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对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他们阴险地说:“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的确是这样的,他们虽然一时不能阻止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但决不会善罢甘休,“好戏”还在后头呢。
    在对经济领域和军队进行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在教育和文化两个领域,也着手进行整顿。
    自5 月起,教育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支持下,按照周恩来和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讲师会议,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他多次在教育系统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贯彻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批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并严厉地驳斥“四人帮”一伙破坏教育事业的谬论。周荣鑫的这些讲话和整顿措施,受到深受“文革”其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教育系统按照这些讲话精神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评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整顿教育工作,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整顿的工作任务是艰巨而庞大的,需要建立一个具有战斗力的理论写作班子。经过深思熟虑,6 月中旬,邓小平向中央提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久,国务院政研室正式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成员有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等。从成员名单即可知道,这是一支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很强的战斗力的“笔杆子”队伍。国务院政研室一经成立,就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为全面整顿工作起草文件,并与“四人帮”那伙造反派刀笔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文化领域,自“文革”以来,一直被“四人帮”视为他们的“势力范围”,被他们控制得最严。要在文化领域进行整顿,难度是相当大的。7 月9 日,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理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国务院政研室开始整理文艺领域的问题,并将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上报邓小平参阅。
    对于文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毛泽东也有所醒悟和察觉。7 月初,他在同邓小平谈话时曾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 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作出了书面谈话。毛泽东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还说:“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毛泽东如此明确的表态,对整顿文艺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文艺整顿,与其他部门整顿的方式大不相同。别的部门,是通过制定政策、召开会议、发动群众、调整干部、恢复和建立规章制度等措施进行整顿。而文艺部门的整顿,却是在与“四人帮”进行的一次次坚决而又艰难的斗争中进行的。
    7 月18日,江青肆意诬蔑一部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有严重问题,下令停演,并叫嚣要抓“黑后台”。该片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张天民致信毛泽东、邓小平,直言不讳地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创业》提出不同看法,建议重新上映该片。邓小平将张天民的信转呈毛泽东。7 月25日,毛泽东即在张天民的信上作了批示。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毛泽东的批示下发后,江青竭力抵赖,推脱责任,否认给该片强加的十条罪名是他们搞的,并恶狠狠地说:“张天民告了我的刁状。”她诬蔑说:“张天民这个年轻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还说:“有人逼着主席批。”意指邓小平就是“黑后台”。针对已经开始进行的文艺整顿,江青凶相毕露地说:“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不管江青怎样地撒泼耍赖,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央开始调整一些文艺方面的政策。由中央批准,《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恢复出版,举行了聂耳、冼星海纪念演出,并将一小批被江青等诬为“毒草”的影片解禁放映。
    关于电影《创业》的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文艺整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更加尖锐。
    下面一场斗争,是围绕着电影《海霞》展开的。
    电影《海霞》于1975年初拍摄完成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先后审看,肯定了该片,并建议上演。而在“四人帮”的授意下,文化部查封了该片的全部底片和样片,还给该片妄加罪名,称该片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该片编导谢铁骊、钱江就此事上书毛泽东进行抗争。谢、钱二人的信,经国务院政研室的胡乔木和邓力群送交邓小平,邓小平将此信转呈毛泽东。7 月29日,毛泽东在谢、钱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全体同志。”毛泽东批示的次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与在京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看《海霞》。电影放映时,编导谢铁骊坐在邓小平与李先念之间,与他们边看边讲。“四人帮”的干将、文化部长于会泳坐在一旁,监视着场内的一举一动,之后,马上去向江青作了报告。邓小平、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认为《海霞》一片没有问题,中央旋即作出决定,此片可以在全国上映。《海霞》上映后,江青对此怀恨在心,等到再次批判邓小平时,她翻出此“案”进行反攻倒算,说《海霞》是邓小平支持的片子,叫嚷着“要算帐”,还企图逮捕该影片的创作人员。
    许多著述在评述这段历史时都说,1975年,好戏连台。指的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和同志们一起,以惊人的胆略和魄力,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使在“文革”中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军队等等各个领域,得到了一个整顿和恢复的机会,并取得了巨大成果。这次整顿的成果,使经历了九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国人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生产的恢复、政治稳定的恢复和安定生活的恢复。从整顿的实践中,人们看到了意志,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正义,看到了希望。
    1975年的这一段全面整顿,的确是好戏连台。但是,在这戏文之中,从始至终,一直充满了尖锐的斗争,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充满了诸多变幻不定的因素。好戏连台,戏是好戏,唱得精彩,唱出了声色,但却唱得并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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