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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整顿的序幕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毛泽东虽然想恢复安定的局面,支持纠正“文革”中的一些极左做法,但在总的路线和政策上仍坚持“左”的错误。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虽然没达到篡权的最终目的,但在党政军中均分得一杯羹,依然掌握着重要权力并猖狂作乱。“文革”中产生和泛滥的派性依旧肆虐,许多地方造反派和坏人兴风作浪,混乱和武斗不断发生。经济形势仍然让人担忧,工厂停工,铁路停运,生产下降。一些老干部解放、复出,使得政治局面和工作局面有所改观,但工作困难,阻力重重,并与“文革”势力之间不断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已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此时所任职务,兼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职务比“文革”以前还要多,地位比“文革”以前还要高。仅从他的任职看,即充分说明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寄予的厚望。毛泽东信任邓小平的才能,赏识他的品格。他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偌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
    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确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他的这一表态,绝对不是一个韬晦的权宜之计。永不翻案,表明了他那始终不变的对党的信念,表明了他那始终如一的对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他看待问题,看待历史,看待个人功过,从来是从历史的角度,从辩证的角度,从客观实际的角度,从大局出发的角度。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或翻历史的旧案。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本人,他永远不会“翻案”。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时候,他也没有“翻案”。“文革”中,他争取复出工作,不是为了个人重得权力,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去算个人旧账。他争取出来,是他认为在他的身上,担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鲜明地反对“文革”错误,痛恨林彪、“四人帮”等“文革”势力对党、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痛惜党和国家受到的重创和损失。重新工作后,他要全面纠正“文革”错误,挽回“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对于这一点,他是毫不犹豫的,也是义无反顾的。他知道,在斗争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和阻碍。他真诚地希望,毛泽东能够真正有所悔悟,能够容忍他对“文革”错误的纠正。
    但同时,他也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即使毛泽东不认同他的作为,他也不会失望。他要做的,是久已思考成熟了的,是不计个人成败后果的。他深知,没有时间再耽搁了,他已经71岁。有多少人能够在年过七十,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一番新的政治作为,而且是充满艰险的政治作为呢?光阴似箭,时间不等人啊!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扭转时局,就要快,就必须破釜沉舟、坚决果断。而且,既然要干,就要彻底地干,就要一下子全面推开地干。这就是邓小平的个性和风格。
    真是说干就干。四届人大结束一周之后,1 月25日,邓小平刚刚就任总参谋长,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军队要进行整顿。他说,目前军队的状况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一定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总参、总政、总后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
    《军队要整顿》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成为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后,努力纠正“文革”错误,进行全面整顿的开端。
    江青在四届人大妄图“组阁”失败,又挨了毛泽东的骂,简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她憋了一肚子的火,就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她那里去,歇斯底里大发作,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要王、唐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将她的意见转报毛泽东。此后,见到毛泽东时,王海容和唐闻生将江青的“表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毛泽东也是看透了江青,因此不无忧心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没有理睬江青。他现在是要支持邓小平,要求得大局的稳定。在此期间,他发出了三项批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虽然仍旧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也再次表明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工作的支持。这三项批示,在以后的全面整顿中,成为邓小平高举的旗帜。
    邓小平要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江青一伙却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出来推翻他们苦心经营了8 年的“成果”。四届人大刚刚开过,毛泽东刚刚说过要定安团结,而一场不可调和的生死斗争,就已正式摆下了战场。
    江青一伙不管生产,不管经济,不管老百姓是死是活。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对邓小平等人进行反击。1 月末,他们的刀笔吏姚文元,抛出了一篇“重头”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恶毒地影射邓小平要刮“资产风”,意在要对包括邓小平这样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进行“专政”。
    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厚望,但他知道斗争还在继续,仍不能安心就医。他要拼着他最后的生命,支持邓小平。四届人大后,他几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和布置各项善后工作。1 月30日,他再次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 月1 日,他让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周恩来说:“他不好讲,由我讲。”2 月1 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12位副总理分工。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为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周恩来对在座的国务院常务会组成人员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接着,周恩来召开了有100 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在会上,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向与会者宣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也讲了话。
    第二天,也就是2 月2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从这一天起,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伊始,便于2 月10日由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要抓的首要工作。但是,在当时那种全面混乱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是何其难哉。
    江青一伙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新的政治动乱,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形势又遭破坏。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混乱,一些企业领导班子重新瘫痪,国民经济状况再次下降。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区、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生产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减少,支出增加。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1973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四,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零点三,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点二,钢和原煤产量下降,国家出现财政赤字。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就要整顿国民经济。而要整顿国民经济,按那时的状况,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等方面都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怎么进行整顿?下决心整顿,就不能只整顿一个部门一个行业,而必须全面进行整顿,那么,整顿的切入点在哪里呢?这样一个混乱加动乱的摊子,究竟从何下手呢?
    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来是冷静分析,抓住要害,然后坚决而果断地进行处理。这是他性格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周恩来就曾说过,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要进行全面整顿,首要的是要抓住干部问题,也就是班子问题,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对那些有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的派性分子,必须做坚决的斗争,该批的批,该调的调,寸步不能相让。在人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恢复所有被破坏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重建规章制度,才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这些,就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选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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