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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四届人大(一)

    1974年的12月,我们搬家,从城外的花园村搬至市区的宽街。父亲由毛泽东提名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因此他的供给关系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转到总参管理局。在那个时候,花园村还算是地处相当远的城外,每日进城很不方便。要搬进城里住,总参管理局开始给我们找房子。当时,妈妈带着我们看了几处房子,都觉得不太合适,后来看到宽街路口西北角的一个院子。这里是一处旧四合院老房子,但近期刚刚修缮过。修好以后,一位总参谋部的副总长来看过,嫌过于“简陋”,没要。而另一位刚刚解放出来恢复工作的副总长也来看过,则觉得太“宽敞”了,没敢要。我们来到这里一看,房子不新不旧,房间很多,正符合我们家的要求。这真是“文革”中间,不同经历的人的不同心态呀。12月份我们搬入新居,全家人忙了一大阵子。
    宽街这个房子是个四合院。四合院的中间都有个院子。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原来我们在中南海的家,也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我们曾在那里种了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春天有迎春、海棠、樱花,夏天有太平、月季、玉簪,秋天有黄菊白菊,冬天还有松树柏树。搬到宽街的时候,虽然是在十冬腊月,但在父母亲的亲自筹划下,我们已在盘算着,明年一开春,我们就要照着在中南海时一样,在院子里种上树呀花呀草呀,除了留下走道儿,充分利用每一个空间,立体绿化,让我们的院子美丽起来。到宽街住下后,我们曾想过,这些年搬来搬去的,这回总算是搬定了吧。父亲也满意地说:“可以在这里养老了。”没想到,在以后充满波折的岁月中,我们还要搬家,而且还搬了好几次的家。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对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对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参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要坚持让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周荣鑫当部长,文化部和体委两个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此次会议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后,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要顾及身体,就不能去长沙,可是,周恩来不能不去长沙。如若让王洪文一人前去,就会给江青一伙以极大的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绝不能功败垂成,周恩来一定要去长沙。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周恩来强撑病体毅然出行。离开医院时,他消瘦而又虚弱,到了机场,虽然感到费力,却意志坚定地走上了飞机。周恩来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最后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对于邓小平,毛泽东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在报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于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泽东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当场明确指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谈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81岁老人心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结。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而不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于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中,毛泽东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后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出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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