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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重游(一)

    1972年12月5 日,父母亲出发,再下赣南。
    此次南行,与上次有所不同。上次去的地方,父亲是第一次去,特别是井冈山,是他久已向往却一直没有机会参观的革命圣地。而此次要去的地方,则是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在那里,他曾经工作过,曾经战斗过,曾经经历了他生活上、特别是政治上的第一次坎坷际遇。在那里,他被王明路线批判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四十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四十年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他又因这个“毛派头子”而得以复出。这难道是历史的巧合,是命运的刻意安排吗?父亲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历史,从来就是这样不经意地反复重复着,而每次的重复,既有相同,又是那样的截然不同。
    中办指示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所以这次出行,省里派了两辆车。一辆伏尔加,由省里派的警卫陪同父母,另一辆吉普车,给黄干事坐。两辆汽车相跟着一路南下。中午在吉安吃了午饭后,再往南行,入夜方才抵达赣州。
    赣州是赣南最大的城市。父母亲受到了地方党和军分区干部的热情招待。6 日,他们离开赣州,驱车兴国。
    兴国县地方和军分区的领导十分热情地安排接待,让父母亲住在以前他们为毛主席准备的兴国招待所二号房。兴国的同志们请父母吃饭,拿出了当地最有特点的名菜。父母亲很是感动。父亲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参观是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父母亲在当地同志陪同下参观了当年的革命旧址。在参观文昌宫革命旧址时,仔细的父亲还挑出了错误。
    他看到介绍中把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写成曾珊,就说:“曾山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搞错了。”这里的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父亲听后没有言语,但表情凝重。中午,兴国县准备了丰盛的很有地方特色的菜肴。父亲说:“吃到兴国的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的深情厚意。那时兴国人民对红军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红军。凡是到过兴国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苏区时你们兴国的人口有二十三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
    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母亲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
    7 日,父母亲离开兴国。临别时,父亲畅然地说:“总算了了心愿。”
    同日上午,父亲到达于都。
    对于于都,父亲并不陌生。1931年,他和妻子金维映从上海中央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父亲在瑞金任县委书记,阿金就在于都任县委书记。后来父亲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也常来于都。不久之后,他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批判,阿金也离开了他。在反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就是从这里,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转眼间四十年过去了,今天的于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县城。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天变了,地变了,人也变了,只有这于都河水,一样地滔滔不绝,向北流去。四十年前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父亲几次提到他的前妻。他问于都的同志:“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知道吗?”他还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在参观革命纪念馆时,可能觉得介绍的内容中有渲染成分,父亲只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晚餐时,看见有一盘“泥鳅焖芋头”,父亲对陪同的人说:“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
    毕竟是重回故地,看见这么多熟悉的风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动的。在招待所,夜很深了,父亲还未睡觉。陪同的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说:“千里迢迢,来一次故地不容易,已经四十年了,才来这一次。看来,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寥寥数语,表达了一片拳拳之情。
    辞别于都之后,8 日到达会昌。
    会昌,对于父亲来说,可谓意义非同一般。1932年,父亲在当时被称为中央苏区的“南大门”的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和面对面的对敌斗争。也是在这里,因为反对王明路线的“左”倾冒险主义,他被扣上“右倾路线”代表人物的罪名,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一起,被斗争、被免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对于他来说,在会昌,既有光荣的回忆,更有悲壮的阅历。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棵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这次到会昌,恰逢县里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父亲执意要看。他兴致勃勃地走到会场里,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8 日下午二时,父亲离开会昌。路上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父亲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
    8 日下午,父亲一行到达瑞金。一到这里,当地的同志就对父亲说:“你是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温暖了父亲的心。四十年前,父亲从上海中央到达江西苏区,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是中共瑞金县委的第一任书记。对于瑞金,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旧址,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太让人熟悉了。
    9 日,他参观了瑞金沙洲坝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旧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央军委旧址。对这里,父亲熟悉得很。不用人带路,他也认得。他还主动带着大家,翻过小山,到当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在那个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庄里,父亲向当地的人介绍,当年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在哪里办公;他本人作为《红星》报的主编,住在哪里,在哪里编辑和印刷报纸。参观后,他看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地去和他们打招呼询问。    10日,父亲一行在瑞金参观了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在制糖厂,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父亲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在路上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二十年。”母亲笑着说:“哪还能干二十年?”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六十九岁,我还可以干二十年嘛,干二十年没有什么问题。”
    父亲说,他还可以干二十年。这绝不是信口所说,而是发自内心的信誓旦旦之言。虽已年近七十,但父亲自觉身体很好,自觉精力很好,自觉还可以工作、还可以发挥作用。在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非常时刻,他坚信,他还可以以他全部的生命和热血报效党、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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