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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极左做法的纠正(一)

    林彪自爆后,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实际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纠正“文革”的极左错误。周恩来的做法,在开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六年多以来,人人闹“革命”,个个去造反,全国工农业生产受到巨大破坏。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发出了一系列通知,进行各项调整工作,其中包括调整部分企业工人工资。周恩来提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管理,恢复和健全被破坏的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还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经过整顿,各级企业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经毛泽东批准,我国决定恢复对大型成套技术设备的进口。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旋即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虽然周恩来主持的整顿工作艰难而又阻力重重,但经过艰苦努力,当年,国民经济即有所恢复,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4 .5 %。
    在致力于调整经济的同时,周恩来顶着阻力,大力纠正“文革”以来被严重破坏和扭曲了的党的干部政策。4 月,由周恩来亲自指示、修改和审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针对“文革”中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遭受打击迫害,以及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严重情况,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周恩来的努力安排下,1972年,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廖志高、曾希圣、叶飞、蒋南翔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监禁,或得以住院治疗。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的“解放”,带动了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与此同时,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干部因病不治而死的事情,指示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并亲自督促安排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老同志检查了身体。他还支持叶剑英,使军队中一百多位将军“解放”出来,担任了军队的领导职务。不少老同志从外地“五七干校”回京体检,并借此机会而获得了“解放”。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老干部纷纷从监狱出来,从“干校”出来,从“牛棚”出来,很多人恢复了工作。
    虽然在不同的学校里上的是不同的科目,但我和飞飞的文化水平在学校里都算是高的,补习文化课时,我们其实根本不用再学,于是就在班里帮助同学们补习功课。这样的“学习”生活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太轻松了。飞飞比较遵守规矩,而我则找空子就溜之乎也,经常回家。我们家的人,都实在太恋家了,总是愿意凑在一起。直到现在,一个个都五十好几的人,十几口人,还都住在一块儿,“赖”在妈妈身边呢。
    这些整顿和纠正“左”的错误的消息,像春风一样迅速传遍全国,温暖了千万人的心。“文革”爆发以来,那样的疯狂,那样的触目惊心,不管愿意不愿意,人人卷入其中,人人不得幸免。在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苦难磨砺和大起大落的跌宕波折后,人们已经开始醒悟。如果说,“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茫然不知所措的话,六年后的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开始进行思考,已经开始进行反思,已经开始发出疑问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林彪自爆,真个是老天有眼。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有所自悟,实可谓苍生有幸。恰恰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更是深得民望深得民心。那些回到北京的老干部们,还没有分配工作,还没有检查身体,就赶紧走大街串小巷,寻访他们的老战友、老同事。他们想找找,他们想看看,看看谁还活着,看看谁回来了。战友重逢,不胜欣然。然而风雨六载,也实在不堪回首。他们相互询问,相互倾诉,谈论着各种“消息”,谈论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大批老干部陆续回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还在江西。虽然他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性好转,但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关于他的进一步的消息。这时,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的对外联系面比以前宽了一些,南昌步校小楼的消息也不再那样闭塞,许许多多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对于这样一个形势,父亲做出了清晰的分析。此时,他的目的更加明确。他要争取回北京,他要争取复出。
    1972年8 月1 日,父亲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和全体职工一起,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报告的传达。
    在这次听传达后,父亲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两日之后,即8 月3 日,此信经江西省革委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父亲用大量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进行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父亲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明确地提出了工作的要求。他写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父亲知道,毛泽东是要看他的表态的,其中既包括对于林彪的批判的态度,也包括对于他自己的“错误”的态度。信送出后,父亲相信,毛泽东会看到的。但他没有想到,毛很快地便看到了这封信,而且很快地作出了批示。
    毛泽东在1972年8 月14日的批示上写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对于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批示。虽然在批示中并未提出要重新起用邓小平,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为邓说话。可以认为,到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真地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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