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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天不负有心人(一)

    不知是不是朴方去中南海“上访”起的作用,6 月的一天,北京终于决定把朴方送到江西。
    儿子回来了,5 年没见面的儿子回来了。从2 月一直等到6 月,父母亲终于把儿子盼了回来。可是,这个儿子不是像其他子女一样欢蹦乱跳地回来的,而是让人连同轮椅一起抬着回来的。
    儿子回来了,本应有说不完的话,可父子相见,却相顾无言。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一道伤心的目光,代表了一切一切。
    那时,家中只有三位老人。在来人的帮助下,他们把胖子安排在楼下黄干事那一侧北边的一间屋里。来之前,通过省里面,向省医院借了一张医用铁床。可胖子是高位截瘫,必需睡硬木板床。还是工厂的师傅帮忙,做了一块大木床板。胖子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抬起身子活动和翻身,但他又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否则会长褥疮。于是三位老人,特别是父亲,就每天帮他翻身。老人们白天帮他翻身,晚上也要起来数次帮他翻身。胖子觉得这样太劳累他们了,便提出要想办法争取自己能翻身。有了困难,还是要找工厂的师傅们帮忙。在朴方的要求和设计下,工厂的师傅们又在床上做了一个木头架子,在架子上拴了两个吊环。这样,胖子就可以用手拉着吊环,借劲儿活动,解决了翻身的难题。
    为了照看胖子,三位老人分了工,父亲照例干最重的,比如帮助翻身、擦澡。妈妈干最脏的,倒屎倒尿、换洗弄脏了的垫布。奶奶做饭送饭,还帮着妈妈洗衣洗物。家中来了一个残疾的儿子,三位老人顿时忙碌了起来。不过,尽管如此,父母亲还是尽量争取白天不耽误去工厂劳动。
    南方的夏,本来来得就早。1971年的夏,又是一个极热的夏。
    所谓苦夏,是说有人不耐酷暑,苦不堪言。对于久居北方的我们这一家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老人们又要到工厂劳动,又要做家务,夏日本就不容易过,现在还要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儿子,其中的艰辛,实是一言难尽。而朴方本人,瘫在床上,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天这么热,用手摸去,床上的木板比手还热。躺在那儿不动还会不住地冒汗,而他则还要用两只手,抓着吊环,使足全身的劲儿支起身子或翻个身子,每动一下就足以衣衫湿透。为了怕胖子长褥疮和蹭破皮肤,父母亲每日一次或数次为他擦身洗澡,还搽上粉,以保持干净保持干燥。这个夏天,是父母亲来到江西后,过得最忙最累的一个夏天。
    不过,累归累,苦归苦,能够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苦点儿累点儿,总比让儿子在千里之外独自一人受苦要好得多。只要全家人能在一起,虽然身体受点儿累,心里却是安然的。
    人的耐受力确是惊人的。到了非常的时候,那些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不过,克服困难的确也不容易。就是在20多年后的今天,想起江西的那个夏天,仍然会让人觉得心头发紧。
    日子也就这么地过来了。渐渐地,一家人习惯了这种生活。夏日的酷热在逐渐减退,虽然减退得缓慢。人们盼望的夏末,步态缓慢地来了。
    热气减少了,积压在人们心头的烦闷也舒解得多了。妈妈和奶奶养了一群鸡。平时妈妈只要一出去,那一群大鸡小鸡马上就会跑过来,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一边啄着草里的石子儿,一边咕咕直叫。有了这样的一支“部队”,妈妈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鸡司令”。天气开始凉快一点儿了,晚饭后,落日的余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红色的沙石地上,妈妈和奶奶坐在院子里,手摇着蒲扇,一边扇着,一边闲言缓道。
    父亲又开始了晚饭后在院中的散步。围着小楼,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却很从容。他就这样地走着,沉默地走着,一边走着,一边思索。他不是在担忧眼前生活的艰难,更不是在考虑个人的政治机缘。他不断思索的,是几十年的革命画卷,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不平坦的道路,是胜利的辉煌,是惨痛的教训。他思索的,是过去,是现在,更是未来。落日金色的余辉,轻轻地洒落在他的身上。他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着。在他的脚步下,那红色的沙土地上,清晰地呈现出一条白色的小路。
    夏日的暑气消散了,步校小楼中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从容有序。因为哥哥在家,老人们忙不过来,就把我从陕北农村叫回来帮忙。对于我来说,能回家,比什么都好。回家后,首要任务就是帮三老干活儿。在农村,我学会了擀面条,技术还相当高。一根长长的擀杖,一大块面,能擀得又圆又大又薄,好像一大块布似的。擀好后把面一层层叠好,再一刀一刀地切好,下锅一煮,就是道地的陕北手擀面。奶奶是南方人,原来只会做四川饭,现在虽然学会了发面蒸馒头,但却不会擀面条。凭着在陕北学来的手艺,我可算在家人们面前露了一手。不过,三位老人不甘落后,也学起了擀面条。他们不但学,而且学得还挺快。尤其是爸爸,练到后来,手艺竟然一点儿不比我差了。
    我回来后,给哥哥翻身之类的事情也由我来“担当”,还帮着干点儿其他的活儿。不过,我也是粗心大意,帮着干活儿的时候也会捅点“娄子”闯点祸。哥哥因为瘫痪下肢萎缩,腿脚总是冰凉。妈妈细心,天冷的时候每晚拿个热水袋放在他的脚下,帮他暖着。自打我承担这一任务后,可就糟了。一天,我不小心,把灌好开水的热水袋挨着哥哥的脚边儿放了。第二天早上一看,惨了,热水袋把哥哥的脚给烫了一大片。请医生来看了,说是二度烫伤,而且下肢瘫痪的人烫伤了特别不容易长好。放热水袋时,我根本没想到哥哥的脚是没有感觉的,真是悔之莫及。挨了妈妈、奶奶的骂倒没什么,哥哥的脚却用了整整三个月,才算长好。
    朴方在家里整日躺在他的木板床上,每日只有看看书,听听广播。他原来是北大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不但学习好,还特会动手,做无线电和各种电机方面的活儿。看着他27岁的大好年华,一身的学问和技能,却只有瘫痪在床终日闲居,父亲心有所思。一天,在工厂,父亲问陶排长:“厂里有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陶排长很奇怪,老邓在厂里干活,一般只是来时和大家招呼一下,然后就拿着锉刀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在钳工台上锉东西,从来不多言语。今天老邓主动提问,一定有什么事情,不过这个小厂里的确没有电机方面的工作。父亲又问:“有没有无线电方面的活,或者修理收音机方面的事情可干?”陶排长问:“老邓,你打听这些东西要干什么呀?”父亲告诉陶排长,他的儿子朴方在家里闲着,朴方会做一些机电和无线电活儿,能给他找点事干就好了。陶排长听后明白了,和老邓相处这么长时间,大家都已很有感情,他真想能够帮上这个忙,但苦于厂里实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父亲还不甘心,又问陶排长:“厂里没有这方面的活就算了。你们家有没有收音机呀,如果坏了可以让他修修。有点事做,总比整天躺在床上闷着好。”老邓这样为儿子操心,令陶排长非常感动,但他只能告诉老邓:“不瞒你说,我家只有四五十元收入,小孩有四个,最大的才读小学,还有老人,生活蛮难的,哪里有钱去买收音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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