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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的1966年(二)

    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回看,恐怕任何一个人,仅从以上这一简单的时间表,就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那已经十分浓烈的火药味道。可是,在当时,绝大多数党内领导干部,却都还没有从中品味出暴雨欲来前那满天狂风的气息。就是对一些事情不甚赞同或心存疑虑,也绝对想像不出今后事态的发展,竟然会演进到那样一种疯狂、混乱而最终无法控制的局面。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邓小平,与当时几乎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对于此前发生的一些事件,虽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却没有引起更高的警觉,而对于今后将要面对的局面,更没有做好足以应付的思想准备。
    4 月8 日,康生打电话叫邓小平即刻回京。其时,邓小平与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正在西北视察工作,一路之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后,邓小平才知道,彭真又出问题了。
    事情的起因,是彭真不同意上海《文汇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进行的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作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彭真,当然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北京打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到上海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4 月9 日到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说彭主持所拟《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陆定一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并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 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度。”不附和,送桔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 月4 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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