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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中的变数(一)

    古语说,福兮祸所伏。也就是说,在你愉快的时候,不愉快的事就会接踵而来。不幸的是,古语所说,往往准确。
    刚到江西来时,父母亲每月工资仍按被打倒前一样照发,父亲是行政二级,四百零四元(“文革”前规定,中央一至四级工资都是四百零四元);母亲十二级,一百二十元。但1970年1 月,他们收到的,却一共只有二百零五元。妈妈请黄干事问问怎么回事。经江西请示中办,答复说不是减工资,是改发生活费,其余的钱暂时由中央办公厅代为保管。
    在“文革”中,一切都是政治,一切都代表政治,工资发放问题的处理,也是衡量政治问题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般来讲可以分几个档次进行处理:停发工资,或改发生活费,或只给没有工作的孩子发点生活费,或连生活费都没有。我认识的人中,许多家的父母被打倒后,都停发了工资,改成只发生活费。而一些人家则工资全扣,什么生活来源都没有,有的人靠变卖家中东西,有的人靠亲戚接济。有一些“黑帮”子女更惨,父亲被关,母亲被逼自杀,孩子们无依无靠,境遇十分悲惨。好几位“文革”前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都是这样。这些家的孩子有许多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或一起长大的朋友。原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家父母双双被抓,薄一波、李井泉、刘澜涛家父亲被抓,母亲则被迫害身亡。比起这些人家来,我们家的处境,相对来说还是好的。在从中南海被赶出来后,虽然没钱的时候也卖过东西,但我们还领过一段时间的生活费。插队后,我和飞飞的生活费停发了。我们靠自己劳动吃饭,大学分配后有工资的姐姐们还可以接济一点,总算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地步。父母到江西后,工资照发,也可以和我们联系了。可以说,这是我们家自“文革”以来过得最宽裕的日子。而偏偏在这个相对稳定的时候,工资停发。
    在北京被批斗得最凶的时候都没有减少或扣发的工资,到江西两个月后突然扣发———或者照上面的说法,改变为生活费,按“文革”以来处理政治问题的一贯做法,这一定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发生,让人不禁要联想许多。这是不是政治问题变化的新的风向标?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政治动向?这个政治动向又会是什么?
    工资改成生活费,在1970年一开年,便给我们全家带来了不安和猜疑。
     2 月9 日,父亲提笔再给汪东兴写信。
    信中首先通告情况,父亲写道:“上次写信后,到现在又有两个多月了。这期间,我们的生活、劳动和学习情况,同上次报告的没有什么变化,每天仍是上工厂(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小时),看书,读报,听广播。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文革”中,父亲给中央写信,除了有关的政治问题外,凡提出要求,就是为了孩子。在这封信中,他写道:“12月上旬,我的小女儿毛毛回来了。1 月初,我的小儿子飞飞也回来了(他们即将回到劳动的地方去)。我们同他们两年多不见,一旦相聚,其乐可知。本来,我们曾希望两个大的孩子(邓林和邓楠)也回来团聚一下,她们没有请准假。好在她们回来的机会是有的。”
    他写道:“我的大女儿邓林来信说,他们学校即将分配工作,她已向领导请求改行(即不做美术方面的事,因她本人搞美术是不行的),要求分配到一个工厂中工作。我们对她也是这样希望。加之她已有28岁,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本人一身是病,所以在农村是很困难的,即在工厂顶班劳动8 小时,也似有困难。如能分配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如收发、文书、保管之类,对她的身体比较合适。这件事,在北京时曾向你说过,如有可能,恳请予以帮助,至为感激!再,如能将她分配到同我们靠近些(如果我们长期在南昌的话),则更是我和卓琳的最大奢望了。”
    在为孩子的事提出请求后,父亲提到了生活费的问题。他写道:“从今年1 月份起,中央给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二百零五元,1 月份,曾请省革委负责同志向你请示,这个数目是否我们今后长期的固定的生活费用,未见复示。前几天又收到2月份的,还是二百零五元,我们当即了解这是新的规定,我们当照此规定,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吃饭二十五元是医院规定的,抽烟及零用约十元),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约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此外,我的小女儿毛毛、小儿子飞飞在公社劳动所得,只够吃饭,其他需用也要适当补助。再者,我们还得积点钱作为孩子们回家的路费(路远,每人来往约需一百元左右)和回来时的伙食费(回家来总要改善一点伙食),以及每年总要补充一点衣物日用品。这样算来,当然是紧的。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自当从我们自己用的一百元中,每月节约二三十元,积起来作为他们每年回家一次的路费。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
    新的生活总会习惯的!这句话既是对组织上说的,也是对他自己讲的。信写完后,父亲意犹未尽,他提笔再写,提出:“小孩回来一次花钱太多,也很不容易,将来希望能先将毛毛调到能够靠近我们一些的地方。”
    信的结尾,父亲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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