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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啦!

    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山山相连。那峰顶连成一片的,就是塬。塬,是山顶上的平原。塬又大又平,大得走一两天都走不到边,平得一点起伏都不见。塬是纯黄土的,塬是贫瘠的。塬上没有石头,没有水。要造房,得用黄土夯。要喝水,得打20多丈深的井。塬上不爱长树不爱长草,只有在有人家有村落的地方才有树,才有绿的颜色。我插队的富县,就在这黄土高原的黄土塬上。
    那是1969年的10月,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塬上,天高高的,云白白的。秋来了,天凉了,庄稼也收完了。村村落落打粮分粮,家家户户喜气洋洋。村子里,小毛驴拉着碾子在场上转呀转呀,轧着黄澄澄的糜子谷子。收了的荞麦,用草绳扎起来,一点儿也不重,一个娃子一背就是大大的一捆。富县不富,陕北穷呀,平常晚上“喝汤”(吃晚饭),只有不见米粒儿的小米汤,和带糠渣子的又黑又硬的硬糜子馍。收了庄稼可就好了,可以吃到新鲜玉米馍,可以吃到那一点儿也不白的白面馍,还可以用新鲜荞麦面和着榆皮面轧出饹,拌上油泼辣子,一盛一大碗,热热呼呼香喷喷。陕北老乡心眼儿好,看着我这个北京女子娃一个人在村子里,心里觉着怪“凄惶”,家家户户的女子婆姨都会叫我去吃饭喝汤。她们架上柴,拉上风箱,把火烧得旺旺的,烧得火苗从灶眼儿里蹿出老高老高。黄米做糕甜甜的,杂面面条又辣又热。女子婆姨们一边给我盛给我拿,一边连声劝着:“多吃点儿,多吃点!”
    看着拉着碾子打场的汉子,看着推着磨子转的媳妇子,看着满山满坡跑的娃子,大家高兴,我的心里更高兴。我高兴,不仅仅是因为秋收的喜庆,更是因为我收到了妈妈从江西的来信。
    是妈妈的来信呀!我把信揣在兜里,攥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白天在阳光下看,晚上在小油灯下看,甚至走到户外,走到旷野,在明亮皎洁的月光下看。最让我高兴的,是妈妈信里说,允许他们和子女见面,也就是,允许子女去江西探亲。我兴奋极了,兴奋得觉都睡不着。我想回家,想回家去看几年未见的父母亲,想回家去看带我长大的奶奶。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被“管制”的“可教子女”,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女儿,没有队里和公社的批准,我不能擅自离开队里。去五里路外的公社都要请假,更何况回家去看我的“走资派”父母。我把母亲的来信拿出来,向大队申请回家。大队说不能决定,要请示公社。到了公社,又说要请示县里。到了县里,则说要请示延安地区。最后地区来了消息,说要回江西,必须要有江西省革委会同意的证明。回家探亲,还要证明!跑了半天,就是这么个结果。我又气又急,赶紧写信给母亲,让他们尽快想办法让江西省革委会发来同意探亲的证明。
母亲接到我的信后,即请黄干事报告江西省革委会,请他们出具证明。省革委会却说他们决定不了,要向北京中办报告请示。母亲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没想到等到的结果,答复竟然是子女可以来,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出证明。听此答复,母亲再也控制不住,顿时泪如雨下。为了见到孩子,为了让孩子们回到身旁,父母亲就再次申请,再进行联系。最后终于得到了结果,江西省革委会出具了相当于同意的证明。这就是说,孩子们可以回来探亲啦。
    在陕北,日日盼,夜夜盼,盼了一个多月,我得到了通知,可以回家了。我一听就乐得合不上嘴,立即用最快的速度收拾好东西,背上背包就要走。那些平日里和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老乡,听说我要回家看爹娘,也喜得什么似的。他们才不管什么“走资派”什么“黑帮”呢,那些大婶子大嫂子,连夜在大锅下架上柴,生起火来,用新打下来的粮食磨成的杂面,烙成一张张又薄又大的煎饼,叠成四四方方的一大摞子,再用自己织的粗布布包,包上一大包刚刚用黄米做的米糕,软的硬的干的鲜的,一古脑塞进我的背包里。走的那一天,生产队里平日常和我在一起的女子和婆姨们,一直把我送到村口。她们用头巾捂着眼圈红红的脸,不住地叮咛,要一路小心。
    我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在黄土高原的塬上沟里,一口气走了30里路。到县城后等了一夜,第二天搭上长途汽车,在土里灰里坐了9 个小时到了铜川。从铜川坐小火车到西安,等了一夜,再坐火车到河南郑州。从郑州坐火车到湖南株洲,又等一夜。第二天搭上火车到江西向塘,再坐小火车两小时,总算到达江西南昌。从插队的村子里出来到南昌,花了整整的七天七夜。要回家,心里急,脚步急,七天七夜,过得是慢是快,也顾不得想了。
    到了南昌,还没到家呢。家在哪儿呢?好不容易找到江西省革委会,终于来了个人说要带我去。我们先坐市内公共汽车,再换郊区长途汽车,过了八一大桥又走了半天,最后在望城岗车站下车。快到了,我用最快的脚步,走进步校,绕过原步校办公大楼,走上沙石小丘,一栋灰色的小楼豁然在目。小灰木门一开,人还没有迈进,我就大喊起来:“妈!妈妈!爸!爸!”我把背了一路背得灰尘仆仆的背包扔在院子的地上,抬脚就跑,跑进楼门,跑上楼梯,跑进屋里,一眼看见爸、妈。爸、妈两人坐在椅子上,爸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正在看书,妈正在缝着什么。我扑上去,一手一个,搂住了他们。这时,他们才缓过劲儿来,也不管我的脸是脏还是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两边亲了起来。泪水在我的脸上淌,也在妈妈的脸上淌。我们的脸颊紧紧地贴在一起,泪水也流在了一起。
    妈妈看我胖了,黑了,长得不像原来了,长丑了。奶奶说我怎么穿着这么个到处露出棉花的破棉袄,赶快烧水让我洗澡。爸爸身穿一件旧旧的灰蓝色的中式棉袄,头上戴着一顶一看就知道是奶奶做的蓝布无檐小帽,看着妈妈和奶奶数落我,看着我又黑又脏又撒娇又赖皮的样子,一言不发,只是笑,笑得那么的开心,那么的舒畅。
    这时是1969年的12月上旬。在北方,在陕北黄土高原,初冬已经来临,虽然还未下雪,北风已开始凛冽。但是,在南国,在江西,在南昌,在步校,却依然是阳光和暖,梧桐碧绿。这小楼,这小楼周围的冬青,这小楼前的桂树,这小楼后的柴房,无一不让人感到可爱可亲。
    到家了。这里就是我的家。爸爸妈妈在这儿,这儿就是家。妈妈和奶奶领着我,在房前屋后转了一个够。真是什么都让人感到新鲜,小柴房的木板墙缝中透过的亮光,刚刚劈好的木柴散发的清香,奶奶往灶中添柴时发出的哔剥响声,火苗在炉中耀眼闪烁的跳动,啊,还有几只养得肥肥的母鸡,咕咕叫着在厨房后的沙土地上叼啄石子儿。
    爸爸使劲往小锅炉中加煤,好让洗澡水快点烧好。奶奶往锅里倒了好多的油哟,铁锅碰着铁勺当当作响,也不知道要做多少菜。妈妈把我带回的所有衣物统统都给洗了,再放到开水中又烫又煮,说是怕我带回虱子。唉,大姐刚刚给我织好、千里迢迢用邮包寄来的一件漂漂亮亮的蓝绿色的毛衣,经开水这么一煮,可就全完了,不但颜色淡得发白,而且缩得又紧又短,真让人心痛。
    洗过澡,换上奶奶的衣服,我可真正是焕然一新。又吃到奶奶做的饭啦,真香真香。爸爸、妈妈、奶奶和我,一人一方,围坐在小方桌边,他们连筷子都没怎么动,光看着我一个人吃啦。
    我一回家,闹得鸡犬不宁的这点乱哄哄的气氛,到了晚饭后,总算消停了下来。我们一家人回到起居室,我紧紧地挨着妈妈坐着,他们问我答,我问他们答。几年没见的话,真想一下子全都说完;几年没见的问题,也想一下子全都问完。他们问我离开北京后在陕北插队的生活,知道老乡对我很好而由衷地高兴。听说我自学针灸,半夜还去给人扎针,妈妈急得不得了,不断地警告我要注意安全。奶奶听着我吹嘘学会了擀面条而且技术高超,摇着头一点儿也不相信。我告诉他们,我们队里只有我一个北京插队学生,我们那个队在陕北算是富的,年成好的话,一个工(一个壮劳力劳动一天)可以挣一毛二三。爸爸边听边皱着眉头。妈妈告诉我,邓林和邓楠没请准假,现在回不来。飞飞应该能够回来,已请江西省革委会帮助和山西方面联系了,但他也不写封信来,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家。朴方还在北京三○一医院,不知病情能不能好转。至于他们自己,来江西后一切都好,只是担心孩子们。奶奶则向我投诉,说你爸爸妈妈太节省了,不让买肉也不吃肉,就是要留着给你们防个万一。还好,养了几只下蛋的母鸡,每天能吃个鸡蛋,不然每天要去工厂劳动,家里的活儿也不轻,身体坏了怎么行?爸爸笑着说,怎么不行?来江西以后我比在北京的时候还胖了呢!
    我们在明亮柔和的灯下,聊呀聊呀聊个不停。夜越深,声越低,但话却说也说不完。我坐在妈妈身旁,摸着她身上穿的奶奶来江西后新做的厚棉袄,软软的,暖暖的。听着她们说话,好像是音乐,好像是梦境,乍来时的亢奋转换成了一种绵绵的适意。陕北的黄土高原,七天七夜的火车汽车,都似已变成了遥远的记忆,飞向了天边。
    晚上,和奶奶挤着躺在一个床上,盖着刚刚晒过的闻起来还有太阳光味道的被子,窗外无风无雨无声无息,一会儿不到,我就梦里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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