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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横祸(一)

    8 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
    我接到二姐邓楠从北大打来的电话。她说:“哥哥摔了。学校要把他送回家!”说到这儿,她已泣不成声。她说她尽快回家来和我商量。接完电话后,我们在家的人如五雷轰顶,极度震撼而坐立不安,因为什么也不清楚,只有焦急地等待着二姐回来。
    邓楠回来后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不愿再受凌辱,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行前,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很不理解。”他写道:“造反派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朴方摔伤后,北大造反派也慌了。他们把朴方送到一家医院,医生一听是“第二号走资派”的儿子,竟然拒绝治疗。此后一连送了几家医院都不收。真是一个惨无人道的黑暗年代,人的性命,贱如草芥。后来听说聂元梓急了,硬让与她同一派的北医三院收下了事。     北医三院虽然收了人,但只让朴方躺在走廊上,连急诊室都不让进。一夜之后,眼见病情危重,医院决定给朴方做脊椎穿刺,但需要家属签字。北大造反派到关押邓楠的地方,将朴方的情况告诉了邓楠。听到哥哥摔伤和脊椎骨折,邓楠一下子都蒙了。跟着造反派来到医院,在急诊室里,她看到了哥哥。原本好好的一个人,如今却躺在这里,脊椎骨折,发着高烧,生命垂危。邓楠整个大脑一片空白,她流着眼泪,拿起沉重的笔,签了字。造反派连话也不让说,马上又把她带走了。
    在非人的摧残、审讯的虐待下,朴方的决定早已在心中下定。困惑和疑虑都已过去,他是理智的。他太理智了,他毫不犹豫,毫无惧怕,非常镇定地做出了选择。一个大学技术物理系四年级的高材生,一个历来严于律己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中共预备党员,曾经有那么多的信念,曾经有那么多的追求,曾经有那么多的理想,曾经有那么多的期望,而此时,只剩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他非常冷静地走向了自己的选择。摔下来后,朴方昏迷了过去。他记得曾经一度醒来,感到躺在冰冷的地上,但瞬间便又昏迷。再次苏醒时,他已身在医院。看着周围人的冷冷目光,看着头顶上不停晃动着的输液瓶,一切都那样的恍惚,那样的不真实。就这样,在北医三院的急诊室里,朴方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发了三天三夜的高烧。
    不知是上苍的刻意安排,还是逃脱不掉的宿命,生命竟然是那样的顽强,竟然可以战胜死神。朴方的性命保住了。生与死,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生与死,是一场恶战,更是一场搏斗。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人之于此,心如死灰。清醒的时候,朴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天花板,心中没有激动,没有悲伤,没有思索,也没有悔恨。造反派的吼叫,医生的问话,都像风吹过耳,听而不闻。
    朴方刚摔的时候,第十一、十二胸椎和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下肢虽不能动,但腹部以上仍有感觉。按任何医疗程序讲,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马上施行手术,进行清创减压,否则脊椎内的出血会向上逆行,凝结后会加重截瘫病情。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人道主义,如果能够及时进行手术,朴方是不会致残如此的。但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政治气氛下,对朴方这样的“反革命黑帮子女”,对“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送医院没让人死已经算是“宽大”处理了,根本不可能给予什么治疗。就这样,朴方的截瘫平面一天天地上升,由原本的第十一胸椎,演变到第七胸椎水平。也就是说,造成了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功能丧失,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
    大约十天左右,性命好歹保住了,造反派便通知邓楠,说现在危险期已过,他们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去。
    邓楠听见学校说不管了,要把朴方送回家,连伤心带着急,立即坚决地反对说:“送回家不行!我要求回家和家里面商量一下。”获得造反派准许之后,邓楠赶快坐公共汽车回家来见我们。
    奶奶、邓楠和我,坐在方壶斋那不见阳光的小屋里,眼泪不住地往下流。邓楠和我商量,人是北大造反派整的,不能就这样把看护的责任推给我们,更不能让我们把一个连危险期都还没有渡过的病人送回家来。如果真送回家来,仅凭我们几个人和年老的奶奶,怎么照看他,怎么给他看病?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我们得去找人,去找中央!
    我和二姐到中南海西门,说我们要找中办的领导,没人理我们。我们说要找平时给我们送生活费的那个工作人员,也不给我们找。没人理睬,怎么办?我们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绞尽脑汁地回想原来记得的中办有关单位的电话号码。我们一个一个地拨,一个一个地打,打了一个遍。接电话的,有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有的说你们找北大去,有的二话不说就挂断了电话。最后凭着记忆,我们拨通了中办警卫局值班室的电话。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说不管。我们急了,就在电话中狠狠地说:“人是你们弄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之间没有看护的义务,我们父母还在中南海,要送就送到我们父母那里!如果你们敢把人送回家,我们就把他抬到大街上,抬到中南海大门口。我们要对所有的人说,这是邓小平的儿子,让他们弄成这样啦,你们大家看看吧!你们只要敢把人送回来,我们就敢这样做!”
    放下电话后,我们仍然情绪激动,甚至激动得手都颤抖。站在中南海外,望着那斑驳剥落的高高红墙,我们两人觉得那样的孤单,那样的无助。这个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这漠漠人生上,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啊?
    从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真正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你,也不会有人帮助你,只有自己靠自己。我跟姐姐商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北大把人送回家来,这次就是拼了,也要和他们斗!
    我们绝不妥协的坚决态度,终于取得了成果。不知是谁最后作出了决定,北大的造反派放弃了把人送回家的打算,转而把朴方送到北大校医院。
    在校医院里,仍然没有给予朴方任何治疗。一开始,造反对派还派人看着。一周后,他们不想管了,就把邓楠叫去,说现在他们没有看护的义务了,要让我们家的人自己看护,命令她把弟弟飞飞叫来看护朴方。邓楠和我一商量,一致认为不能让飞飞去。飞飞才十七岁,脾气又倔,万一和造反派冲突起来,会被打死的。我们决定由我们两人去校医院,轮流看护哥哥。
    由此,我到北大,和二姐邓楠一起看护伤残的哥哥。那时朴方尿路经常感染,一感染就发高烧,一烧就烧到四十度以上,还经常伴有高烧寒颤,烧得抽搐。由于朴方是胸椎骨折,不能起身,连坐都不行,需要不停地给他翻身,否则很容易长褥疮。截瘫病人,只要一长褥疮,就很不容易治好。我们姐妹二人没有一点医疗常识,只能进行最一般的生活护理,对哥哥的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造反派也不放过哥哥和姐姐,经常来病床边批判他们,让他们交待,让他们揭发。哥哥躺在病床上,两眼直直地瞪着,任凭造反派呐喊辱骂,一句话不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在庆祝,医院的病人改善伙食都能吃顿饺子,惟独哥哥,因为是邓小平的“狗崽子”,因为是“反革命”,连吃饺子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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