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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五月(一)

    5 月的一天,我们住的院子里突然开进几辆大卡车,一群拿着棍棒的造反派一下子冲进我们家里,把朴方和邓楠抓了起来,用黑布蒙上眼睛,推着搡着把他们带出屋子,拉上汽车。造反派们气势汹汹地高喊着“打倒邓小平”和“打倒反革命狗崽子”的口号,把汽车发动机轰得山响。当时在家的奶奶、飞飞和我,看着造反派开着汽车绝尘而去,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自“文革”以来,我们经历过的抄家批斗的场面也不算少了,但这样突如其来地看着哥哥姐姐如此恐怖地被抓走,实在让我们感到毛骨悚然。从心底里泛起的那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把哭声都堵在了喉头。从此,不但家中再次只剩下我们老少三人,而且完全不知道哥哥姐姐的下落,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真是让人又悲又急,凄凉和焦虑笼罩着生活。
    朴方和邓楠被抓到学校后,先是被关在一个作为武斗基地的宿舍楼里,后来转移到物理大楼。一个里外间,一人关一间,有造反派看着,不许说话。造反派经常分别提审他们,审讯的时候都是用黑布蒙上眼睛,由人推着带到一个审讯室,连喊带骂,趁人不备的时候,冷不丁地不时地用棍子抽打。审讯的内容,还是那一条,让他们揭发邓小平的“问题”。
    这个时候,正是“邓小平专案组”成立,并加紧搜集“罪证”,编造邓小平“罪行”综合报告之时。林彪、江青等急于要找突破口,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子女,特别是几个大的子女一定知道什么,于是指示其爪牙———恶名昭著的北大造反派大头目、“文革”急先锋聂元梓,抓来邓小平的儿女,想从他们口中逼出“证据”。聂元梓秉承其主子的意图,秘密策划,先派人到方壶斋我们的住处“侦察”,确认人在家后,派了几辆大卡车拉了一个“红卫兵团”进行“包抄”,把朴方和邓楠抓到学校,进行刑讯逼供。
    从“文革”开始以来,在近两年的时间中,无论运动怎样凶猛,无论处境怎样险恶,我们邓家的孩子,除了应付性地批判一下自己的父亲外,从没有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而“揭发”过父母亲。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的父亲是无罪的。我们爱我们的父亲,并愿与他共渡危难。在我们家,父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亲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文革”结束以后,父亲曾对母亲说过:“‘文革’中,我们的孩子表现得都很好,为我们也受了不少苦,我们应该对他们好些。”正是这弥足珍贵的人间亲情,使我们一家人在险恶的困境中,获得最后的精神支持。
    在北大,在中央文革大员的指示下,造反派竭尽一切卑劣手段,对朴方和邓楠进行威逼、恐吓、殴打和虐待。邓楠后来对我们说:“当时我怕极了。但怕有什么用,只能和他们斗。我就说父亲在家从不谈工作上的事情,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总之就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说。”而朴方则对造反派说:“家里的事,只有我一人知道,弟弟妹妹们什么都不知道,要问就问我吧!”
    关押中,朴方和邓楠想到了我们几个在外面的兄弟姐妹。一天,趁造反派不注意的时候,朴方偷偷递给邓楠一个纸条,和她对口径。邓楠看到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尽快通知其他的兄弟姐妹。可关得这么严,怎么办呢?她急中生智,对造反派说,被抓来时什么也没拿,想叫家里送点女生用的必备生活用品来。造反派这次答应了。正为哥哥姐姐下落不明而心急如焚的我,得到通知后,马上拿着东西赶到北大。
    北大,北京大学,一个多么有名的高等学府,一个对我们家具有特殊意义的学校。我们的母亲,1936年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的哥哥、姐姐受母亲的影响,也都相继考进北大,并且也都选择了物理系。从小学开始,我的梦想,也是将来考进北大,上北大历史系。北大,在我的心目中,是让人充满幻想的神圣殿堂。可这次,当我来到北大时,看到的却是一幅和想像天差地别的景象。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层加一层,厚厚地糊在墙上,有的已被撕掉,任风吹得翻转,任人踩来踏去,一片零乱狼藉。许多建筑物的门和窗子都钉上了木板和铁条,有的楼门口还设置了路障和掩体,一看就是武斗设防所用。一些武斗队员拿着棍棒,排着并不整齐的队伍匆匆走过,有的人头上还戴着权做“钢盔”的藤条工帽。校园内行人稀少,路人神色严峻,气氛已全然不似“文革”初期看大字报时那样的热闹拥挤,偌大的校园一派残败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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