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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专案组”成立记(一)

    1968年3 月5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谢富治、叶群、吴法宪、汪东兴等十人,给毛泽东和林彪打了一份报告,说有许多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没处存放,建议在“贺龙专案组”内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问题”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可以。林彪圈阅表示同意。
    这应该算是“邓小平专案组”的正式成立。
    “刘少奇专案组”早在一年前就成立了,“邓小平专案组”在此时成立,说明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同意加紧对邓小平进行更深入的审查。
    5 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在人大会堂开会,主管专案工作的中央文革大员康生和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到会。主要讲话的是康生。他说,邓的问题不能直接提审,但要注意内查外调找证据。他说,邓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搞清,在红七军临阵脱逃,延安整风时在反王明问题上消极,和彭德怀关系好,在太行山实行王明路线,1962年在莫斯科鼓吹“三和一少”。总的说,历史上搞王明路线,组织上搞招降纳叛,军事上搞篡军反党。康生的讲话,算是给“邓专案组”支了招儿和定了调。此后,他们把“邓专案组”扩编,充实到九人。
    事情也真是奇怪,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可他的“专案组”却设在“贺龙专案组”之内。“文革”之中,这类无法解释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成立“邓小平专案组”,邓小平本人却不知道。5 月21日,他写信给汪东兴,要求见主席,如果见不到主席,亦希望见见汪东兴。汪东兴将邓小平来信报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在23日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邓来信,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谈话。毛泽东让征求“大家”的意见,林彪和中央文革这些“大家”根本不可能同意与邓小平谈话。邓小平的要求被拒绝了。不过,在邓小平已经被彻底打倒的情况下,毛泽东还要让“大家”议一下邓的来信,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邓,还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着邓。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
    是的,直到此时,毛泽东还一直试图在批判的同时将刘、邓有所区别,这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并非无意的安排。但是,他的这个安排,却让林彪和陈伯达、江青等“文革”大员很不满意,甚至心存忐忑。林彪和中央文革两班人马一齐上阵,责令“专案组”加紧搜罗证据,要将邓的“问题”铁板钉钉。
    “邓专案组”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工作。他们用极大的“工作热情”到处搜罗批邓材料,并申请到中央组织部查阅了邓的档案。看了材料以后,他们感到,仅靠揭发的材料,要定罪实在太不够了,但中央又不准直接提审,怎么办呢?于是,他们想出一个点子,让邓自己写一份历史自传。“专案组”要求,自传要从八岁起写至现在,要保证做到:一、详细具体;二、内容准确;三、写清各个历史时期的证人及他们现在的住址;四、材料随写随送;五、限定最迟7 月初全部写完。此报告经黄永胜批准后,由中办主任汪东兴转邓。
    接到让写自传的指令,父亲并不知道是“专案组”的主意,而以为是中央的要求。他没有任何推诿,极其认真地拿起笔来,伏案书写。
    经过了大半年的囚禁,在寂寥独处时,在冷静下来后,对于这场令他倒台的“文革”,对于一切在混乱时来不及细想的问题,他一定进行了很多的思考。从1922年十八岁时投身革命以来整整四十六年,解放前,是敌情危重,戎马倥偬;解放后,又是身居要职,忙于工作。对于自己的一生,对于亲身经历过的大小事件,根本无暇回顾,更不用说思考和总结。如今,有人让他写自传———不论别人出于什么目的,思考之后,他自己也一定愿意写。在冷静之中,他可以通过撰写,细细地回顾、思考和总结自己的一生。
    从1968年6 月20日起,到7 月5 日,父亲用十五天时间,撰写了他的自传———《我的自述》。在长达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自述》中,父亲回顾了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在私塾的发蒙,和他几十年都没有去细想过的父亲;回顾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出川出洋的经历;回顾了在法国当学生和做苦工的生活;回顾了留法时期革命的起点、革命的生活和革命的同志们;回顾了大革命和上海地下党激昂险峻的斗争生活;回顾了红七军、红八军的建立、战斗、失败和成长;回顾了江西中央苏区的坎坷和长征的历程;回顾了抗日战争战场和一二九师的战友们;回顾了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回顾了十七年建设新中国的努力和十年总书记的工作……
    翻开这份《自述》,可以清楚地感到父亲的凝重和认真。在他的回忆中,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在他的脑海里重现重演。他清楚地记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每一步脚印,实事求是地回答了别人提出的每一个疑问和责难,对于自己的一生,不论功,只讲过。同时,像当时所有犯有“错误”的人一样,在回顾和“讲过”的同时,不得不再一次被迫违心地作出检讨。
    在被迫检讨的同时,父亲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感觉到了那甚为微妙的毛泽东的“区别”对待。而以几十年的政治阅历,他十分明晰事物所存在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在当时那种危难的政治形势下,他要求的无非是一条,争取留在党内,保住这政治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他知道,毛泽东能看到这个《自述》,因此,在最后,他写道:“我的最大的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
    作为一个有四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他从来没有因一时之冤屈而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失去过希望,从来没有放弃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
    在父亲伏案撰写《自传》的同时,“邓专案组”也一点儿都没闲着,他们开始起草一份关于邓小平“罪行”的“综合报告”。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对彻底整倒邓小平可谓是心急如火,“邓专案组”的上司“二办”,也就是由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几乎隔几天就来个电话,催问进展情况。以整人为专长的康生,也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案情专题研究汇报会议。
    在“文革”中,一个人如果仅仅犯了“走资派”错误或“路线”错误,就不容易打倒,或是打倒了也容易“翻案”。一定要有“历史问题”,诸如叛徒、特务等,才算是铁板钉钉的“罪行”,打倒后才可能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但是,邓小平没有被捕过,没有脱过党,弄了半天,也只有“现行”问题。后来回想此事,连父亲自己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人很幸运,打仗没有受过伤,做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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