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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涛中的一叶孤舟(一)

    在为“文革”所冲击的芸芸众生中,我们家的命运,并不是最悲惨的。父母亲姑且不论,因为他们是政治人物,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上的浮沉本就是他们的“宿命”。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来说,从极其单纯的学生生活,一下子落入被批斗被污辱的万丈深渊,的确是艰难的人生体验。
    从中南海被撵出来后,中办在宣武门外一个叫方壶斋的胡同里给我们找了一个住处。那是一个院子,除了一些简陋的平房外,还有一栋据说是日伪时期建的小楼。在一楼的最里面,给了我们两间房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在中南海工作的工人,还有个别中办内部“犯错误”干部的家属。我们搬来以后,奶奶和我的弟弟飞飞住一间,我们姐妹三个还有一个在北京上学的表姐住一间。这个楼房已很破旧,木板地一走上人就咯吱咯吱地响。我们的住房和隔壁只一板相隔,那边的人咳嗽一下都清晰可闻。楼外院子中间有一个水龙头可以打水,厕所则在院外的街上。我们在走道里支上新买来的炉子,用冒着烟的木屑引着了煤火,奶奶为我们做了在这个新家中的第一顿饭。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像刘少奇家的孩子一样被赶到学校,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庆幸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回的家。这个家虽然简陋,但它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斗争得来的。当一切安顿下来,夜深人静之时,我们挤在木板搭的床上,久久不能安睡。我们想念我们的父亲,想念我们的母亲。我们知道,此夜此时,他们一定也不能入睡,一定也在想念着我们。             中南海不管怎么样,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了方壶斋,则就真正到了社会上了。
    院子里住的都是中办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可能上面有交待,因此对我们都还不错。看我们刚来,还来问我们缺什么少什么,或给我们送点葱送点酱什么的。从中南海的家乍来这里,我们觉得破旧而简陋,但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则从来就住在这里,从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从来也没有觉得不好。到这里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工人的工资极少,最低的一个月只有二十几元,多的也不过四十来元,还要养活老少三代一家子人。一些工人家属靠糊纸盒子或火柴盒挣钱补贴家用。有的工人家中连个正式的床都没有,两个长条凳搭个大木板,一家子人就睡在上面。吃饭也就是棒子面窝头加咸菜,带肉的炸酱面就是好东西了。衣服都是带补丁的,特别是那些小孩,能遮着盖着不冻着就不错了。看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们学着过院子里普通工人家庭一样的生活。我们到院子里打水,到街上上公共厕所,拿粮票到粮店买粮,凭本到煤厂买煤,过年过节的时候排队买木耳黄花和五香大料,一周一次四五点钟起大早去菜市场排队买豆腐。副食店里有大腔骨卖,院子里一招呼,赶紧拿着家伙和大家结伴而去。很快地,我们就学会了这种生活、熟悉了这种生活。人就是这样,只要是心里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什么日子都能过,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况且,工人们就是这么过来着,比起他们来,我们还算“富裕”的呢。
    这时,表面上,父母亲的工资仍然照发,不过钱由“组织”代管,发不到他们手里,要用得一次一次地申请。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家人,因无任何生活来源,中办规定,每个孩子每月发给二十五元生活费用,奶奶每月只有二十元钱,都从父母工资中扣除。每月的“月例”,中办指定专人送到中南海西门,由我们去领。在中南海里面,妈妈知道我们在外度日不易,总是找借口多要一点钱送给我们。她一会儿说冬天到了该买棉衣了,一会儿说被子没带够要买被子了,一会儿说男孩子能吃粮票不够了,每月总是想尽办法,变着法子,不管钱还是粮票,能多加一点算一点。在中南海外面,二姐邓楠和我每月按时去西门门口领钱领粮票。有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夹在钱中妈妈手写的单子和纸条。拿着纸条,看着妈妈那熟悉而又秀丽的字迹,就好像触摸到她那温暖的双手,令我们激动而更加想念不已。时间长一点,我们的胆子也大了一点,开始以各种借口多要一点钱,还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要一些家中书房的书。一开始,对方态度不好,不答理我们,姐姐和我就在中南海西门外大声地争喊,闹着不走,弄得对方无可奈何。由于我们不惧怕,敢和他们斗,妈妈在内,我们在外,相互配合,我们除了能够多领到一点钱粮之外,还从家里拿出来了许多的书。就是这些书,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以后无数个艰难孤独的日日夜夜。两年之中,在中南海的大墙内外,父母亲和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唯一而又间接的方式,保持着仅有的一点联系。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我的奶奶。
    奶奶名叫夏伯根,是父亲的继母,是我两个姑姑的母亲。她是四川嘉陵江上一位老船工的女儿,嫁给我的爷爷做续弦后,成为家庭成员中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支柱。在我们家乡,奶奶是方圆几十里地有名的能干人,她会做饭,会做农活,会做衣服,会养猪养鸡。爷爷早亡,留下孤儿寡母的一大家人,全靠她一人撑持。在国民党统治下,顶着“共产党家属”的罪名,她藏匿过父亲他们寄回家乡的革命书籍,保护过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的伤员,支持女儿参加当地地下党的活动。她心里认定一条,就是共产党好。1949年,四川刚一解放,奶奶把门一锁,拿着个小包袱卷儿就从家乡来到重庆,从此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奶奶来后,真是帮了妈妈大忙。由于工作忙,妈妈把家中的小事杂事全交给奶奶来管。我和弟弟飞飞都是奶奶带大的,后来我的两个姑姑的四个孩子也都是由奶奶带大的。奶奶不仅带我们长大,还给我们做饭做鞋做衣服。奶奶一双小脚,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可是特别聪明,她会用心算算术,还每天听广播听新闻,国内国际大事儿差不多全都知道。我们长大一点儿后,她就教我们缝衣边儿钉纽扣儿,教我们腌萝卜做咸菜,教我们好多好多的生活常识。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我们从奶奶那里学到的东西,真是说之不完道之不尽。奶奶带大了这么多的孩子,操持了这么多的家务,爸爸妈妈总是说,奶奶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这次从中南海出来,父母亲不在身边了,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还有奶奶。奶奶原本就是劳动家庭出身,原本就在困难中度过了大半生,她什么都经历过,什么也不怕,什么也难不倒她。她虽不懂政治,但受到这么大的变动和冲击却没有慌乱。在方壶斋,街道上组织斗争她,她忍受着谩骂和侮辱,却一点儿都不怕。她凭着一股子硬气劲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倒要看看怎么个结束!”有了她,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是我和飞飞,就有了生活的依靠。有了她,我们才可能比较快和比较容易地渡过难关。我们周围也有许许多多被赶出家门的“黑帮子女”,其中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没有生活技能和生活经验,不会生火,不会做饭,不会管理钱物。有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人衣裳破了不会补,有的人住的小屋又破又脏又乱。而我们,则有奶奶,有这最后的依靠。其实,奶奶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依靠,而且还是最为可贵的精神支柱。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奶奶,我们怎能如此顺利地适应生活?可能连“滚出中南海”后的第一顿饭都不知怎样着落。奶奶不仅照顾我们这一家人的生活,还特别富于同情心。罗瑞卿家的玉田、朵朵和点点,乌兰夫家的其其格几个女孩儿,也都和奶奶特别的亲。她们都是被赶出来没有家的孩子,偶尔来我们家或住我们家时,都是奶奶给她们做饭吃。在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心中,奶奶,是大家的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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