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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刘、邓、陶(一)

    运动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发起运动,推动运动发展,支持“左”派造反,批判和消除一切阻碍运动发展的“反动”势力,建立新生的“革命”政权等诸多方面,都已取得了超出他预计的成绩和结果。如果这些,就是发动这场“革命”运动的目的的话,他应该感到满意了。他的目标,不就是要保证中国不变成修正主义,要保持永远革命的精神,要用革命的手段来确保革命路线的进行,并用革命的手段进行组织、人事乃至政权上的更替和换代吗?
    但是,正像毛泽东自己常说的那样,事物往往总是走向自己的反面。运动发动了起来,而且不断地加速,行进得越来越快,就像一列全力向前的重载列车,其来势之猛,惯性之大,任何力量均已不能阻挡。就连毛泽东,这个运动的发起者,也已不可能控制其节奏和走向。更何况,这是一场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估计所引发的错误的运动。由其错误的性质所注定,它将只能在一条畸形扭曲的道路上艰难行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于刘、邓的批判,毛泽东曾想不同于彭、罗、陆、杨。但林彪和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对此却不满足。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声势浩大的批斗,以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造成彻底打倒的不可挽回之势,以敦促毛泽东快下决心。他们加紧部署正式批斗刘、邓的步骤。
    7 月15日,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革报送一份关于批斗刘少奇的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用笔将“少奇”二字勾掉,在后面加上“邓、陶夫妇”。
    7 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策划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大会,对刘进行批斗、抄家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人身自由。
    刘少奇被抄家后,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偷偷把母亲叫到屋后走道说,今天抄了刘家了,拉了一车东西走,听说明天要抄你们了,赶快收收东西吧!
    7 月19日,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父母亲两人叫到旁边的怀仁堂,说有事情要问。父母亲被带走后,造反派来到家中,开始抄家。
    他们首先到父亲的办公室、会客室,然后到父母亲住的房间,翻来翻去,却什么也没有搜查出来。父亲办公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搜了半天,一点“稻草”都没捞着,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造反派们不甘心无功而返,就转到我们孩子们住的房间,一间一间仔细搜过,结果也是一无所获。那天飞飞在家,造反派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看《西游记》,其实在他的口袋里装着父亲平时打桥牌用的扑克牌。幸好造反派没有搜身,不然就会找到这惟一的罪证:邓小平的扑克牌———记得我们在看大字报时,造反派给父亲列的一大“罪名”就是“爱打桥牌、爱玩”。抄了半天的家,什么也没搜出来,造反派就责令我们交出家里的存款存折。他们原以为我们家多么富有,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家人口多、负担重,所以非但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反倒还欠着公家二百元钱。他们本想借抄家大肆宣传邓小平的腐化生活,结果却大失所望而去。
    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当时那种抄家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心理恐慌。一个人本来没事,或因一次抄家,给造反派找到“罪证”,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对于已经在“文革”中司空见惯的抄家行动,我们虽未参加过,也未亲眼看见过,但却早就耳熟能详。在刘家被抄以后,我们也不得不做好准备,把家里彻底检查一遍。在那个非常时刻,人们内心的恐慌是无边无际的,有事的、没事的都要一查再查,防备不测。
    我们家本来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奢侈用品,只有母亲去苏联时苏联人送的几瓶香水。记得两个姐姐和我,在厕所里,把那几瓶从未拆封的香水打开,一股脑地倒进洗脸盆中,边倒边开开龙头用水冲。也不知道起了什么化学反应,香水和水一掺和,便咕嘟嘟地冒起阵阵白泡。现在想来实在可笑,而且十分愚蠢———我们倒掉了香水,却没有丢掉香水瓶子。如果造反派真搜到了并做起文章,有香水没用还好,有香水还全用光了,那岂不真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啦?幸亏抄家时造反派忽略了那几个无辜的香水瓶子。这是事后想起来的一桩可笑而又可叹之事。真正可惜的,是我们把一些可能被造反派当做罪证的照片都给烧了,其中有我们家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家的合影,还有妈妈年轻时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的生活照片。这些照片,都被我们付之一炬,再也无法找回了。
    这次抄家后,父亲算是“正式”被打倒了。7 月29日,中南海一些“革命群众”以开支部会的名义,批斗了父亲,限他三天内交出“请罪书”,宣布从即日起限制邓夫妇的行动自由。面对诽谤和批斗,父亲忍无可忍,提笔给汪东兴写信:“今日上午支部会议的情况料已知道。另,外语学院也要我在30日以前写出交待,支部限期是三天。对此类事情应如何处理,理应请示主席和中央。电话不便打,我写一封信求见主席,请代为转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写道:“5 月见主席时,主席曾面示有事可找你,并嘱如要见主席可直接写信。我再次写信求见主席,实在感到非常抱歉。今(29)日上午,我们几个单位的支部开会,当面对我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在会上勒令我在三天内交出我的请罪书,彻底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主席的罪行,同时对我的生活行动方面也做了一些处理。我目前确实心中惶惶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我十分恳切地希望能够面向主席请教。我自觉这个请求是不一定恰当的,但我别无办法,只能向主席倾吐我的心情。如果主席太忙,是否要别的同志找我一谈。”
    毛泽东没有再见邓小平。打倒邓小平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8 月1 日,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和警卫员张宝忠被调走了。中办派来了一个新“秘书”,而这个新“秘书”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母亲叫到他的办公室。屋里的墙上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新“秘书”声色俱厉地让母亲揭发父亲。母亲从容地说:“小平同志从来不把工作上和组织上的事对家里人讲,我什么也不知道。至于文件,每天看完后,该处理的当天都处理了,其他的都送中办机要处了,要什么,你们自己去翻吧!”眼看着捞不到什么东西,对母亲的“审讯”便如此了了。
    家抄完了,下一步,该是批斗会了。
    8 月5 日,为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一周年,谢富治和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煽动,建议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的声讨批判大会。同一时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分别在住地组织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造反派事先通知要进行批斗,我们全家已有准备。妈妈叫我们在家的孩子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如何不要出来。
    中南海的造反派冲进家后,从屋里把父母亲押出来,由造反派团团围在院子中间。一些造反派上前将父母的头强行按下,让他们弯腰、低头认罪。一阵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声后,造反派们气势汹汹连喊带叫地批判了一通,然后便七嘴八舌乱糟糟地进行质问。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从上海调来的中办秘书局的女造反派喊叫的声音特别尖锐特别刺耳。母亲的眼镜让造反派给拿掉了,她低着头想看一下父亲都看不清。父亲耳聋,又弯着腰,根本听不清那些吼叫,因此也无从回答。他刚刚辩解了几句,话还未说完,便被粗暴地打断。造反派说他态度不好负隅顽抗,接着便又是一阵乱批乱吼。造反派还在院内架上喇叭,把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批判大会实况放给他们听。
    妈妈不让我们出来,我和两个姐姐在屋里,紧紧地拉上窗帘。姐姐们听着批斗的吼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她们怎么也不忍去看父母亲被斗的惨状。而我则站在桌子上,从窗帘缝中一直看着。我说,我要看,要看到底,而且我要把这一切永远地记在心里!
    批斗结束后,母亲扶着父亲走回屋里,看到父亲脸色苍白,赶紧倒水让他喝,再扶着他躺下休息。这一天,就这样在吵闹混乱之中结束了。
    事后我们听说,这次批斗刘、邓、陶,对邓,还是最“文明”的。对于刘和陶,则残酷得多,特别对刘少奇,进行了残酷的人身摧残。
    批斗抄家后,父亲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被彻底打倒了。
    在中南海我们的家中,父母亲已处于软禁状态。我们几个孩子还可以住在家里,但不准到父母亲住的北房。不过,院子里没有进驻造反派,所以我们还是经常悄悄地去父母亲那里。受到批斗以后,父亲沉默、无言、没有笑容,但也没有显露出过分的激动和绝望。在父亲镇定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的心情也并没有低落不堪,只是更少出去,尽量多地呆在家里。要知道,“文革”中,在社会上,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境遇比我们糟、情况比我们惨的,实在太多了。见怪不怪,相比起来,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在这期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有一些事,让我们全家人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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