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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打司令部

    8 月1 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
    在全会初期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说“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并明有所指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用典型的“文革”方式写下了那张著名的“我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其中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未点名,但其矛头所指昭然若揭。
    会议从此开始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错误”的揭发和批判。各路“文革”大员,从派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头,倒溯1962年以来中央一线工作的种种“错误”,一一尽数,罪责刘、邓。其间毛泽东讲话,指责刘、邓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错误路线。会议批判所得结论,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全会的最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临时增加一项议程,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由原来的第七位变为第六位,但实际地位下降。而林彪则扶摇直上,排位升至第二,成为惟一的党中央的副主席,并且取代刘少奇,站到了接班人的位置上。
    原来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此次会议后,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会上接受批判的同时,父亲有时还必须要到一些学校去参加运动、参加群众集会和回答问题。以前,对于“文革”,他曾说是“老革命遇见新问题”而表示不理解。在受到批判后,他的不理解就更深了。他虽沉默,虽无语,但对于运动,特别对于中央文革一班人马的猖狂和造反派的愚妄,心存厌恶。有时,在群众场合,他还不顾所处逆境,为自己,甚至为他人,申明正义。8 月2 日,他被通知到人民大学参加师生员工大会,有学生递条子问关于“二月兵变”的事情。明知此事是有人蓄意造谣加罪贺龙元帅的一个阴谋,明知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诸大员,他还是直言回答:“已经查过了,没有这回事。”并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从这仅有的几句辩词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心中的愤懑。他想为他的老同志老战友辩解,但这时的他,已是人微言轻,有口难辩了。
    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决定,由林彪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原定继续批判刘少奇,但林彪、江青等人认为,刘少奇已实际打倒,目前的主要危险和最大障碍是邓小平,于是将会议批判的矛头指向邓小平。他们不但刻意组织人员批邓,林彪还亲自出马,将邓的问题说成是敌我矛盾。
    父亲在会上受到不公正的甚至是诬蔑性的批判,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回家后他虽什么也没说,却夜不能寐。母亲看见他卧室的灯深夜不熄,便去问他:“三点多了,怎么还没睡?”父亲告诉母亲:“今天晚上开会已经从批刘少奇转向给我提意见了。”母亲问:“谁批你?”父亲只说了一句:“军队的人。”父亲不再多言,母亲也不敢多问,只安慰地说:“快睡觉吧,不然明天开会起不来了。”父亲知道,这次批判后,他的“错误”的性质,不再只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而是连历史在内新账旧账一起算了。
    会后,父亲被迫停止了工作。他将一部分原来由他分管的中联部、中调部等工作交代给康生,说:“我的工作交给你,我不能工作了。”
    父亲为人,本来就沉默少言。运动爆发以后,开始是由于处理运动突发事件而忙碌不堪,后来则因“犯了错误”停止了工作,话就更少了。此时,父亲参加的会议和活动越来越少,在家里也只是看一些送来的文件。
    中央的工作虽不管了,但对于家里的孩子们,父亲却管得很严。
    我们几个孩子,在各自的大中学校里参加运动,一直都很少回家。批判工作组以后,我们虽然知道在此问题上父亲犯下“错误”,但对于他所面对的真实处境并不了解,仍各自忙于运动。
    8 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持支持对联的立场,但大姐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红卫兵组织则持反对态度。记得那时各红卫兵组织为辩论对联,昼夜奔忙于各学校的辩论会场。刚刚吵吵闹闹地在音乐学院辩论完毕,各路队伍又转移到美术学院。由于观点不同,我和大姐两人几乎对立起来。那时夜已很深,我用美院辩论会现场外的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记得当时妈妈很急地说:“对联是错的!你不要和姐姐辩论,赶快回家!”妈妈的口气很重,一再重复:“这是爸爸说的!”当时,我很不高兴地遵从了父母亲的决定,事后明白过来以后,才万幸听从了他们的训示。
    8 月18日,林彪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从20日开始,北京首先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并迅速波及全国。红卫兵小将们走出学校,“杀向社会”,整个社会顿时为“红色恐怖”所笼罩。这场为害至深的“革命”运动,由副统帅林彪亲自号召发起,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怂恿煽动下愈演愈烈,发展到大抄家、大揪斗、大破坏,以至打死人。无数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小将“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盲目而又狂热地卷入了这场疯狂的“革命”行动。我的父母亲此时已感到事态的失控,他们把在中学的我和我的弟弟叫回来,关在家里,不许出去,明确告诉我们不许参加任何抄家揪斗行动。那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对父亲的不利状况已有所察觉,便都听话地闭门不出,有的学织毛衣,有的学装收音机,有的整日在家抄写毛主席语录。家中的平静,使我们远离了外界的狂躁。直到现在,念及于此,我们仍十分感激父母亲在关键时刻对我们的严格和管束。“文化大革命”这个规模空前的群众运动,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闹得天翻地覆,去掉刘、邓的阻力后,运动便以更加猛烈的势头向前发展。
    8 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至11月底,毛泽东在京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疯狂的“破四旧”运动余音未了,又开始了全国范围的“革命大串连”。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红卫兵小将身着时兴的旧军装,乘着免费的火车汽车,开始了数以千万人次计的全国范围“大串连”。运动的狂飙开始冲击社会的各个角落,造反的烈焰燃遍神州大地。
    造反运动从学校波及全社会,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对工农业及各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社会的混乱和矛盾进一步加深。同时,由于各红卫兵组织的认识和观点不同,产生了严重的派别分化。各派各组织之间不断进行激烈的辩论和明争暗斗。运动至此,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沸沸腾腾,真正达到了革命预言家“天下大乱”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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