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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的1966年(一)

    1966年5 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革”的爆发,并不偶然,它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

    建国以后,经过七年多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实践,在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影响下,我们党内开始滋长一种集胜利、自信与头脑发热并存的喜悦与骄傲。对现实和成就的过高估计,对及早进入共产主义的急切,使得不切实际的想法滋生膨胀,违反经济规律的冒进措施大行其道。经过几次反复,“左”的理论逐步升级,最后终于在党内占了上风。

    与此同时,在党内民主日益削弱的基础上,个人崇拜和专断发展,党内生活已不正常。对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使此时已树立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对不同意见日渐不满和不容,开始在政策上和组织上,并最终下决心在人事上,采取非常举措,排除一切阻力和障碍,以确保他认定正确的革命路线畅通无阻,顺利进行。

    1966年的开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给万物带来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解。党中央正在放眼未来,开会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虽然还是食有定量,物资不足,毕竟人们已可以基本吃饱肚子,可以以较为轻松的心情生活和工作。人们以善良的心,期盼着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更平静,生活过得更有意义,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

    但是,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料,更常常有悖于人们善良和单纯的愿望。

    人们没有注意到,在上一年———也就是1965年年末,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事件。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写成的。

    1965年2 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捉刀写成上述批判文章。文章报经毛泽东前后三遍审阅,而后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具有极强的政治批判目的,对未来“文革”运动的爆发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文章的策划出笼,经过了一个长期而又缜密的过程,并且是在对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篇批判文章于上海发表后,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因不明就里,并未引起太大注意。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了慎重和保留的态度。父亲作为总书记,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心里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父亲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晗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父亲不赞成这种批判,他劝慰吴晗,想保吴晗,却没料到,事态的发展很快脱离了正常轨道。中央书记处在了解到姚文元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不得已让北京各报进行了转载。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件不经意的事情,但是,却正是这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并进而演变成为掀起一场政治大风暴的导火线。

    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杨家与我们家一向交往甚密,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父亲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父亲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和不以为然。杨尚昆从中央降调广东工作,父母亲还专门安排他在北京上学的女儿妞妞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如果说,批判杨尚昆还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的话,那么,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意义就不同寻常了。

    是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队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据我的母亲回忆,那次在上海,会议的气氛非常而又紧张,所有与会者均没有了往日的和谐与谈笑,会议文件连秘书都不能看。母亲觉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不敢问。父亲也是什么都不说,整日沉着脸,少有的严肃。

    12月10日,中央用专机把罗瑞卿夫妇接到上海后,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那天,父亲叫母亲,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母亲看见父亲和周恩来都沉着脸不说话,她虽不明就里,但心中甚感紧张。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母亲与郝治平上楼。母亲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邓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父亲说过,他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对林彪的恶意诬陷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父亲是消极和抵触的。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坦言“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此后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父亲的态度仍然消极。他后来说:“我是被指定为主持者之一,但我在开始后即到西北三线去考察了,而交由彭真一人去主持,这也表明我对这个斗争是不积极、不热情的。”批判罗瑞卿,是林彪一手制造的。父亲对林彪的这一恶行,反感而厌恶。他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当时惟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批杨批罗,已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震惊和不解。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更具灾难性的批判,已在酝酿和准备了,而且事发之紧之急,让人不容思索也不容回避。

    1966年一开年,一系列事情、事件,目不暇接地连续发生了。

    1 月,林彪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大讲“突出政治”,为觊觎权力做理论准备。

    2 月,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3 月,该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发全国,为借用军队力量进行”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3 月,罗瑞卿被撤销职务,后被投入监狱。

    同月,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三十余万人受灾。

    同月,毛泽东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如果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并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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