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频道 > 图书连载 > 政治类> 人物传记> 马尔克斯传 > 第一章(三)
  •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第一章(三)

  “复兴政权”以独立的自由派人士拉斐尔·努涅斯(努涅斯,1825-1894,哥伦比亚政治家,曾任三届总统。)和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卡罗,1843-1909,哥伦比亚著名学者、语言学家,曾任总统。)为首。这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独裁政权。从1878年开始,它犹如一堵挡墙,阻止了激进自由派的联邦主张。这一派的建国计划在19世纪的哥伦比亚那样严重扭曲的社会屡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总的说来,激进自由派捍卫的是与中央集权对立的联邦各州的真正自主权,国家在工业、商业和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以及政教分离。他们构成了国家最进步的工农业资产阶级,他们是自由思想者和反教权者。相反,非法把持“复兴政权”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凭借1886年宪法和1887年跟罗马教廷签订的条约,操纵着一个严刑峻法的中央集权国家,把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外国资本之手,制定了给国民经济带来许多辉煌与灾难的咖啡单一种植政策,并且把公共教育重新交还给教会,从而使哥伦比亚再次笼罩在教会的精神教化与思想教化的阴影里。
  好像这些还不够似的,“复兴政权”两派组成的专制统治集团还强制推行知识和文学的一元化:他们的领导人不但是哥伦比亚的主人和最高行政长官,而且也是它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诗人。他们如同马孔多镇的格兰德大妈,还要主宰“语言的纯洁性”和人们的思维与想像。这个政权的丑恶现象,实际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以塑造格兰德大妈这个人物的历史妖魔之一,她执掌着一个包罗万象、不合时宜、乖张悖谬的专制权力社会。
  “复兴政权”的衰落与19世纪末一次严重的咖啡危机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诸多原因导致十年间一直很好的咖啡价格突然开始暴跌,严重影响了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政府的关税收入。卡罗打算孤注一掷,便采取了历史性的财政和经济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中的少数派更加感到窒息。这场经济危机加剧了“复兴政权”的严重弊病带来的恶果,这些弊病是:对工商资产阶级的迫害;自由派无法通过自由选举进入国会(当时他们仅有一名国会议员,即乌里维·乌里维本人,他是在1895年的最后一次内战中赢得这个席位的);政府在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过程中滥用权力;操纵选举机器为现政权的候选人谋利;天天都在发生的腐败和贪污等社会痼疾。
  在这种暴虐与腐朽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推迟点燃“千日战争”导火线的是1897年12月5日的选举闹剧。这样的闹剧在哥伦比亚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后来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了《百年孤独》。
  毫无疑问,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战争。它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居民、生产力和建筑物,给国民意识留下了仇恨、嫌隙和不公正的缺陷,最终导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个历史夙敌讽刺性地成了同一枚政治硬币上协同一致的两面,因为在哥伦比亚,就像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所说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惟一区别就是,一个5点钟去听弥撒,一个8点钟去听弥撒。
  描述“千日战争”史的专著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必须深入回忆录、新闻报道、报刊简讯和他那些老战友的书信所构成的纷繁凌乱的丛林,才会发现他曾经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的队伍里,在克洛多米罗·卡斯蒂略将军的麾下,横跨马格达莱纳、塞萨尔、瓜希拉等省份参加战斗。战争头几个月他就在这一带获得了陆军上校的军衔,后来他一直自豪地佩戴着军衔标志直到逝世。正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所描述的,他在后半生一直期待着领取战争结束时政府许诺给老兵的退伍年金。这并不是惟一的不幸,他执行一次十分危险的任务时,差一点儿和战友们(其中之一就是多年以后的决斗中他不得不打死的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一起被抓住枪毙掉。另外几次战斗中,他的对手不仅有他妻子一方的科特斯家族和伊瓜兰家族的人,还有众多私生子当中的两个年龄最大者: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和卡洛斯·阿尔贝托·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他俩受母亲的影响而属于保守党。所以,这场战争的每一次战役也是父子之间、叔侄之间、表兄弟甚至亲兄弟之间的战斗。
  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及其同伙被迫躲藏在圣玛尔塔雪山和奥卡山的山坡上,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武器,没有经过训练,只是零散地骚扰敌军几下。可是当获得第一次后勤支援后,他们便离开藏身之地,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几次胜利,例如1899年11月占领里奥阿查市。其实,他们之所以占领该市是因为在此之前胡安·马努埃尔·伊瓜兰(作家外祖母的表兄)和部下已经撤到了相邻的帕哈罗县,而正统的保守派正在犹豫是否在反对自由派的战争中与“复兴政权”的民族主义者联合。保守派两个分支的联合明朗以后,伊瓜兰家族的人便走了回头路,赶走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自由派分子。
  自由派在桑坦德市以北的佩拉隆索河取得开战以来首次胜利的消息于1900年初传到了里奥阿查。不久又有好消息说,自由派将军胡斯托·杜兰正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界向前推进,人数很多;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卡斯特罗,1858-1924,委内瑞拉军人,曾任总统,后流亡并死于国外。)将军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给这支军队一千支曼利切牌步枪和一万套军装。保守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弃城而逃。然而,马尔克斯上校手下的自由派士兵在这座无人防守的城市遇到了一个比他们的政治对手更厉害的敌人:黄热病。
  不久,乌里维·乌里维将军沿着巴耶杜帕尔和巴兰卡斯公路,从博利瓦尔市来到这里。这位大西洋省革命军的最高首领作了一次鼓动演说,查看了疫情,然后前往委内瑞拉以期从卡斯特罗总统那里得到更多的援助。与此同时,瓜希拉省所剩不多的自由派士兵解散了,躲进奥卡山待命。那年12月就已经大为增强的保守派军队,由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将军这位乌里维·乌里维的老同学兼好朋友率领,进驻里奥阿查。1901年最初几个月,保守派军队得到瓜希拉省势力强大的酋长何塞·多洛雷斯的支持,向该省的腹地推进,几天工夫就抵达巴耶杜帕尔县,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因为军队一到,巴兰卡斯、丰塞卡、圣胡安德尔塞萨尔、比亚诺瓦、乌鲁米塔和巴耶杜帕尔等县的县长纷纷把自由派的红旗换成保守派的蓝旗。
  然而,从委内瑞拉获得更多武器与辎重以便继续战斗的革命将领米格尔·拉米雷斯和“鸡巴将军”萨尔瓦多·德卢克很快在边境出现。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率领的自由派士兵重新集结,再次开始取胜:250名革命军士兵手持曼利切牌步枪进攻700名敌军,当年3月8日在丰塞卡县将其打败。驻守里奥阿查的保守派匆匆撤离,但是奥卡山嘴的自由派早已不见踪影,像猫一样从自己的地盘悄悄溜走了。保守派在巴兰卡斯抓住并枪毙了一向自负的孔迪纳马卡省籍的上校阿隆索·普拉萨斯,得到了一个安慰奖。
  八个月以前,在遥远的位于安第斯山区的波哥大,副总统何塞·马努埃尔·马罗金解除了年迈的总统马努埃尔·安东尼奥·桑克莱门特的职务,以此结束了国家的混乱并使马罗金得以促成一个保障持久和平的条约,此举令自由派和保守派兴高采烈。可新总统的反应既出乎人们预料又咄咄逼人:他勒令自由派无条件投降,下令任何手持武器的革命者一经抓获即行枪决。这样,枪毙阿隆索·普拉萨斯就成了“千日战争”中首批政治处决之一。他是在马尔克斯·伊瓜兰夫妇的宅院附近的巴兰卡斯警备司令部院子里被执行死刑的。他的死对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个人来说是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也成了后来他给在阿拉卡塔卡的外孙讲述的故事之一。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