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频道 > 图书连载 > 经济类> 经济学> 中国2014:改革升挡 > 从垄断到平权(一)
  • 双击滚屏
  • (1最快,10最慢)

从垄断到平权(一)

  从垄断到平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文魁

  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5年。在这不平凡的35年里,中国发生了高增长奇迹,经济和社会格局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变化是积极有益的,另一方面,变化也意味着挑战。在改革开放35年之际,认真审视这些挑战很有必要。研究前沿距离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考察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个经济体在某一个时段采取合时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是有帮助的,而当与前沿国家之间的距离发生改变时,发展政策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重构就很有必要。尤为重要的是,促进起飞的政策和制度在发挥预期威力的同时,也会带来非预期的副产品,对副产品的处理是发展征途上一项无可回避的挑战。如何处理这些副产品以保持发展态势的持续,必须适时进入决策者的议程。其中一项副产品是,垄断和寡头力量不断积聚,而自由的、公平的竞争受到压制,甚至政府监管被俘获,这会蚕食持续增长和社会安定的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士已经意识到挑战的严峻性。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呼吁进一步改革以应对挑战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并期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做出有针对性的改革筹划。现在,三中全会已经落幕,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并将改革的范围向更广的领域延伸。我认为,与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是行事的时候了。

  经济起飞的东北亚版本和东南亚版本

  垄断和寡头与经济租联系在一起。不过,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对于垄断和寡头的看法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特别是全球一体化快速推进的情境影响了一些人的判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来自创新、差异化、起始阶段规模经济之外的经济租是有害的。现实观察能给人更有价值的启示,二战之后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起飞过程,但是,在处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方面却大异其趣,发展结局也因此存在天渊之别。我们所在的亚洲地区,东亚国家有着政府强势、人民勤劳的共性,但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里却出现了令经济学家们讨论不休的巨大分野。

  东北亚的典型经济体是日本和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深受日本的影响也算是带有东北亚印记的经济体。日本开始经济起飞很早,在二战前工业就有相当好的基础。在其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财阀体系形成,三井、三菱、安田等十大财阀基本上控制了日本的经济,并且与政治体系结成了紧密而不透明的关系。在麦克阿瑟管制时期,财阀遭到解散。尽管一些财阀的核心企业后来又以新的方式结成了企业集团,但是,财阀时期那种窒息经济和社会的垄断控制体系得到了有效的纠正,《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等法律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复活,日本经济得以再现二三十年的景气奇迹。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经济的低迷有许多原因,学者们一直在探究中,但是,日本前十家大企业在过去20年更替率之低,还有更多企业的“僵尸化”,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现在,为了恢复经济活力和增长动力,日本正在筹划推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要促使“僵尸企业”退出市场,进一步促进自由竞争和鼓励创业,让那些“平民化”的中小企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经济资源和获得成长空间。

  韩国在战后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大财团,它们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有较大的左右局势的势力。财阀体制一方面促进了出口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巨大的扭曲和失衡,包括过度投资、大举负债、掩盖低效、转嫁风险,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酿成系统性金融危机。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韩国力推以自由化、竞争化为导向的IMF体制,在政府、金融、公司、劳动这四大领域果敢实施结构性改革,大财阀的垄断和寡头力量遭到显著削弱,向财阀倾斜的产业政策得到扭转,财阀们要么倒闭,要么实行自我革新,更加依赖市场。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积极推进的结构性改革,促进了韩国经济重拾升势,不过,韩国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破除垄断、抑制寡头的任务仍未完成,新任总统朴槿惠也誓言要进一步推进鼓励竞争的结构性改革。

  东南亚则是另一个版本。东南亚经济体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我不把新加坡纳入经济起飞的东南亚版本之中,是因为要透彻分析这个有些神秘且非常年轻的城市国家实在不容易。我也不把文莱这样的产油国纳入东南亚版本,把产油国剔除是学者们做研究时的通常做法。与东北亚经济体一样,东南亚经济体在二战后也曾经历过一段高增长,尽管“雁行发展”让这些国家的起飞更晚一些。东南亚经济体的高增长也出现了垄断和寡头这个副产品,而且一度非常严重。无论是进口替代产业还是出口导向产业,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的流向起初是鼓励竞争力的提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获得较强市场地位的企业,或者那些更有渠道与政府结盟的企业,开始垄断国家补贴和其他资源,并排斥来自其他企业的竞争以强化其垄断和寡头地位。更加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企业进一步诱使政府在管制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基础产业、资源开发、不可贸易的服务业等产业私有化,随后促使政府选择事实上的关闭市场、阻断可竞争性的政策。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会流向那些具有垄断租的领域,竞争性行业反而凋敝,创业和创新受到压抑,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无法持续赢得国际竞争力。因此,不少东南亚经济体在经过起飞阶段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失速,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之中,一些国家还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境地,然后要花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代价,才能重新回到较高增长的轨道。

  当垄断与权力联姻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在许多情形下,垄断和寡头的形成并不是来自自然垄断和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产业政策和政商联结,这与权力有关。当前沿距离非常大的时候,亲商的政府、向特定企业倾斜的政策,可能是有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若那时政府还比较廉洁,效力会更大。

  但是,副产品会不断积聚,并且随着与前沿距离的缩小,副产品的毒性将会急剧增加。如果说,自然垄断可以通过严格监管、业务分拆、构造可竞争性来缓解效率低下,减少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净损失,且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地位也可以通过分拆、业务限制、降低进入壁垒等方法来消解,而当垄断与权力联姻,问题就变得很严峻了。

  垄断与权力联姻,既腐蚀经济也腐蚀政治。既然垄断与经济租有关,如果权力或明或暗地支持垄断,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设租和寻租轮番加码的局面,不但经济增长会被阻断,腐败、不公平、两极分化、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也会不断恶化,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动荡和失望之中。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曾经分析过寻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寻租行为能带来递增收益且具有高度的自我维持性(self-sustaining), 清除起来非常困难;同时,寻租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损害创新行为,因此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一些拉美国家曾经的经历能够验证他们的分析。那些拉美国家在起飞阶段,即使在竞争性的工业部门,经济精英们也很快就垄断了进口替代补贴的现金流,并且巧妙地与政治精英结盟,借助国家权力获取生产要素和排斥市场竞争,从而构筑了垄断和寡头地位。与东南亚国家一样,资源、银行、电信、电力等许多不可贸易部门陆续被精英们所控制,而需要大量创新投入的制造业却被逐步放弃,增长陷入疲软,社会分化加剧,这不仅会使经济发展的进程停摆,也会刺激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国家的经济社会政策大幅度摇摆,民众对立情绪强烈,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推行平权化改革,改革也容易变得激进和草率,进步主义运动会走向反面,不但不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反而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旦陷入这样的境地,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出来。

  这些足以警醒中国。在中国的高速增长缩小前沿距离的时候,副产品毒性的增强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起飞,所积累的垄断这个副产品一点也不比其他起飞国家少,这在现实中很容易观察到。在我看来,中国反垄断的难点不在于垄断行业的改革,而在于如何遏制垄断与权力联姻。诚然,电力、电信、铁路、石油石化等垄断行业迫切需要深化改革,以引入更多的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是,一定要看到这些行业可能存在着垄断与权力联姻,这种联姻披着高贵而又洁白的婚纱。更加严峻的是,在更多的其他行业,与权力联姻的行政性垄断破坏了本应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一旦通过与权力的联姻而获得市场势力,就会妨碍自由与公平竞争,就会阻碍要素使用和财产保护方面的权利平等。与权力联姻的垄断者和寡头们在貌似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成为特权者,所攫取的巨大经济租转化为高额会计利润。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凯文•墨菲和安德烈•施赖弗所得到的结论有可能不幸被中国所验证。

  许多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教训显示,垄断势力最喜欢也最容易盘踞于不可贸易部门。出于对垄断者的痛恨,一些国家选择在这些部门实行国有化。中国的不可贸易部门本来就是国有经济占主导,但中国的情况表明,其他国家的经历也证明,即使对不可贸易部门实行国有制,也并不自然而然地改变垄断格局。要知道,所有制是所有制,市场结构是市场结构,垄断行为是垄断行为,国有制顶多只会改变垄断租金的分配,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消除垄断租金本身,更何况国有制还会导致另外的严重问题,如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劣、需要国家巨额补贴。更进一步,国有制更有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更有能力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在中国,不但自然垄断领域都由国有资本控制(这些领域显然存在严重的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在更多的非自然垄断领域,巨量国有资本也分布于许许多多的行业,行政性垄断也广泛存在。要破除垄断,要清除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对分布广泛的国有经济实施收缩性改革是必需的。

  其实,我国借助于国有制和行政权力来排斥自由和公平竞争已经远远超出不可贸易部门。2006年,国家有关部门将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划定为由国有资本绝对控制的领域,换言之,非国有资本一般不得进入这些领域,即使有少量进入,也不可以在市场当中占有多大的份额;同时,将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划定为国有资本保持较强控制力,这些领域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但显然要将非国有资本限制在从属地位。上述十几个行业绝大部分并不是自然垄断领域和不可贸易部门,这些行业如果对非国有资本采取排斥态度,即使能够在国有企业之间构造竞争,也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高度同质化的竞争不能涉及更深的层面,更何况国家作为统一的出资人,可以通过企业合并重组的方式来限制竞争和消除竞争。在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尽管国有资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控制地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通过分拆等方式构筑更多的竞争,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在石油石化等资源性行业,如何使资源租更好地显性化并得到合理分配,必须纳入考虑之中,而对于与资源开采无关的下游业务,需要去捆绑化并开放竞争。总之,国有制并没有改变垄断,反而可能强化垄断与权力的联姻,因此我们不但要处理自然垄断,消除行政性垄断,还要改革国有经济。

点击键盘左右键(← →)快捷翻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