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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刚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在制药公司慷慨的政治游说之下,它倒向了产业界一边。克林顿政府以贸易制裁威胁那些仿制药品的国家,美国国会也威胁说,要减少援助。1999年,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在一份递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称,美国政府的所有相关部门“都在积极、一致地努力说服南非政府撤销或修订它的药品专利权法律”。美国还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递交了一份对巴西的控诉,指责巴西政府允许当地公司仿制其他公司的专利药品,破坏了国际贸易的规则。

  然而,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无国界医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英国的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慈善组织抓住契机,引导了公众舆论。报纸上经常报道艾滋病患者的苦难,积极分子还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政治议程。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早期阶段,他们对参加竞选的前副总统艾伯特·戈尔穷追不舍,大声质疑他的演讲。一个社会团体还在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总部门口搭建了“垂死舞台”,布置了墓碑的模型,在身体上涂上白灰,并且打出“让每个国家都用上药品”的标语。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部分股东出于对这一事件本身的考虑,以及出于对公司的公众形象影响股价的担心,也发起了一场运动,以降低自己的药品在贫穷国家的销售价格。由于这样一个广泛的公众压力,到2001年为止,在公共卫生专家向世界发出贫穷国家即将爆发艾滋病危机的警告10年之后,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

  克林顿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宣布不再对撤销艾滋病药品专利的发展中国家采取贸易制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设立了专项基金。欧盟提出了一个两部分的计划:梯级定价,降低贫穷国家的药品价格;改革国际专利规则,让贫穷国家更容易进口仿制药品。私人慈善事业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创办了全球儿童疫苗基金,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免疫事业负担成本。当然,投资总额依然不足,据联合国艾滋病组织测算,还有数百亿美元的缺口。

  当时,有39家制药公司对南非政府提起诉讼,指责南非的法律允许践踏专利,违反了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抗议者们闻风而动,他们在法庭外高举标语,称制药公司的总裁是“艾滋病吸血鬼”、“比病毒还要邪恶”。人们指责制药公司把挣钱置于生命之上,使诉讼演变为那些公司的公共关系危机。2001年4月,他们放弃了诉讼。一位名叫马谢科的南非艾滋病患者说:“我们必须赢得这场官司,否则很多人都只有去死。只有赢得这场官司,我们才有希望。我们必须赢。”制药公司撤回这次诉讼开创了一个先例,意味着贫穷国家可以因为公共健康的原因取消专利权。

  2000年,五大制药公司同意通过谈判降低他们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和亚洲的售价。2001年,主要的大公司宣布,他们将以制造成本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抗艾滋病药物,大约是西方国家药价的1/10。 默克公司一位名叫乌德沃森的高层主管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加工过程将在当地进行,以防这些药品重新出口到发达国家。”他补充说,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医疗基础设施和药品分销体系。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麦克高德里克则说:“我们不打算在非洲的抗艾滋病药物上获取什么利润,我们的专利不会成为障碍。”

  在印度的仿制药品制造商带来竞争之后,正常的市场力量开始推动西方制药公司改变自己的定价。但是,这一转变同时也是那些社会活动家推动的结果。抗艾滋病药物的故事告诉我们,消费者和他们的支持者——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等援助组织、宣传团体,及新闻媒体——都可以推动市场的重建。如下的事实也许并不是巧合:那些积极改变市场规则的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泰国——都是民选政府,它们更容易受到公众压力的影响。

  不过,在贫穷国家以成本价来销售抗艾滋病药物的解决办法,不能套用到治疗其他疾病的药物上。在我们权衡解除专利保护的成本和收益时,抗艾滋病的药物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些药品的发明是依靠有着巨大利润的发达国家的市场所推动的。不论采用怎样的定价政策,贫穷国家给治疗艾滋病药物提供的利润都只能占制药公司全球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因此,虽然它们不足以弥补研究的巨大成本,却不至于严重挫伤创新激励。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疾病而言,践踏专利权对研发激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其危害可能会超过全部收益。让贫穷国家搭便车能实现潜在的收益,仅仅适用于那些已使发达国家卷入其中,并且有了能推动创新的美国和欧洲市场的疾病。而对于热带病,没有专利就意味着没有创新。免费获得创新成果的做法将使我们一无所获,因为根本就没有创新。

  对于那些治疗只有在贫穷国家才有的疾病的药物,需要在市场设计上做更深层的改革才行。要保证这些药物的科学研究继续下去,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必需的。当然,我们或许能找到实施专利制度的其他途径。怎样才能产生激励,以研究开发出对付贫穷国家疾病的新药呢?在标准的专利体系之下,这些药物不可能成功地开发出来,因为尽管有非常大的潜在社会价值,从中所挣取的经济回报却不足以弥补研发成本。

  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正在领导一项研究,探索为贫穷国家提供药品的可行办法,他研究了各种各样对现有专利系统的替代和补充办法,都需要政府和国际组织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通过税收优惠等办法,给制药公司的研发提供补贴,降低创新的成本,可以提高那些市场价值不高的药品的赢利前景。然而,研发成本的多少很难监督,因此,对投入提供补贴不如根据产出来决定奖励。平衡成本和收益的另一种方法是提高制药公司的收入,政府或者国际机构可以保证,一旦某家公司研制成功了一种新药,它们可以给该公司提供补贴,在市场销售收入以外增加一定比例的投入。

  由于贫穷国家的购买力有限,这种方法需要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大力资助。研发一项新药需要2亿~5亿美元的成本,因此这些资金还需要大量的捐赠。

  同时,全球药品市场给我们展示出了市场最坏和最好的方面。为了驱动新药的研发,市场激励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设计市场的方法不止一种。市场设计的正确与否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任何市场都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时地重新设计。

  于是,企业家和政府都需要扮演市场设计者的角色。接下来一章,我们将考察市场设计所必需的要素:市场良好运转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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