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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日派”的齐世英

  作为“知日派”的齐世英

  《齐世英口述自传》及《巨流河》的出版,使大陆读者对作为国民党党派政治家的齐世英有了相当了解,尤其是对于其与张学良的恩怨过节和被开除出国民党后,仍为台湾的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殚精竭虑的故事,坊间已多有评述。但对于其作为“知日派”外交家,从战前到战后,先后十数次赴日,奔波于对日“外交”第一线,特别是与吉田茂私交甚笃,通过吉田的渠道,对日本政界折冲樽俎的经历我们却鲜有关注。

  齐世英,字铁生,1899年10月4日出生于辽宁铁岭南范家屯的一户富裕人家,俄国中东铁路大连至长春支线(即后来的南满线)便从他家所在村西头经过。童年的齐世英对日俄战争有依稀的记忆:“从窗口看,日俄两军在南山头打仗,炮弹一颗一颗落下,冒出一股股浓烟,一会儿俄国兵下山跑了……”日军曾在村子里驻扎,齐家也曾住过日本兵。但打仗时,“俄兵纪律很坏,村中人多跑到山里亲戚处,因日本人纪律还好,才又回到家里来,让一部分房子给日军住”。这种对日俄战争纯民间视角的观察,对理解日本军队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中日全面战争后的“兽兵”不无助益。

  1916年,19岁的齐世英随在日本读书的二哥赴日留学。不到一年,他便考中东京一高预科,成为省里资助的官费生,后分配至金泽第四高等学校继续攻读,毕业后入京都帝大哲学科,师事京都学派领军者西田几多郎和河上肇。前者是日本现代哲学的创立者,其理论体系被称为“西田哲学”,齐世英在入京大前,对其著作便多有涉猎;后者则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鼻祖,齐世英研读其《贫困物语》一书时,“每愤社会之不平”。但实际上,齐世英只在京大报了个到,便随二哥转赴德国留学,先于柏林大学,后转海德堡,最后至莱比锡。在德期间,他除补习德文外,还通读英文版《资本论》,也浏览了不少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后因二哥病故,他不得已而中断学业,1925年1月,携二哥骨灰回国安葬。

  1925年12月24日,因参与郭松龄倒张(作霖)兵变未遂,郭松龄遭斩首,齐世英则与殷汝耕等一行四人逃至新民屯日本领事馆内避难,领事馆被张学良的军队包围。在齐世英等四人羁足领事馆半年多的时间里,时任日驻沈阳总领事的吉田茂边与张作霖交涉,边设法帮四人出逃。脱险后,齐世英在沈阳头一次见到吉田茂,了解到原来外务省与关东军对张作霖的认识是不同的,觉得吉田“是一个讲义气、富侠义精神的人”。此乃齐世英与吉田相识相交之始。

  1926年11月,齐世英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其后,他数度穿梭于中日间(一度入日本步校“回炉”,以期掌握军事知识),利用自己在日本的社会关系,为日益险恶的中日关系穿针引线。早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前后,在一次与日本浪人的辩论中,齐世英坦言由于日本宪法存在某些致命的缺陷,“将来恐怕你们日本军人要闯祸,会把日本弄得家破人亡”,不承想竟一语成谶。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前一个月,日本参谋本部负责对华作战的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便对齐世英暗示过可能会对张作霖动手。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果然被炸。“可见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作业,我可以为这件事做证,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正因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对日本人厌恶到极点,那时日本人很少来南京,原则上我也不见日本人……”乃至私谊笃厚的张岳军(张群)出任外长时,点名让齐世英去日本大使馆做商务参赞兼横滨总领事,“特别费可以随意使用”,却被齐世英婉拒,理由是“看见日本人就讨厌”。

  相反,到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在大陆已无立锥之地的时候,齐世英倒想到:“日本在打败仗撤退的时候,秩序井然,处处表现出他们的纪律和教养,因此我想日本这个国家早晚会再起来,应是值得注意的。”于是,1949年8月,齐世英再度访日,这是他“九一八事变”后首次访日,彼时的老朋友吉田茂已贵为日本首相。二人握手,彼此不胜唏嘘。此后,直至1967年吉田故世,齐世英八度访日,吉田两度访台。每每二人饭食相酬,长久会谈,于公于私,皆有关照。就齐世英而言,在若干关涉台湾重大利益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事实上扮演了台湾“特使”的角色,从战后“中日”和约的缔结,到日本对大陆解除贸易禁运等,不一而足。其中的酸甜苦辣,非当事者难以揣度。而有些悲情遭际,其实在彼时世界的潮流走势中也是命定了的,并不因个人的能量和努力而转移。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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