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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门外的牧师校长

  朝阳门外的牧师校长

  清水安三,是《鲁迅日记》中出现最频密的日本人名字之一。据清水本人说,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山本夫人”,“其次就是敝人了”。被鲁迅屡屡“记账”于日记中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自然引人好奇。几年前,偶然从日本友人处得到其回忆录的日文原版,便一气读了。读过之后,不禁对清水其人刮目相看,他与中国的渊源、瓜葛确实非同寻常。正因此,当笔者在坊间发现此书的中文版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

  清水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既是牧师、教育家,又是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从战前到战时,除了赴美留学的三年外,常年生活在北京,与中国政学各界名士有相当深入的交游,是著名的反战、和平人士。笔者此前曾撰文介绍过其作为文化人,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人交往的侧面。在此,对作为“主业”—教育家的清水安三的生涯做一回顾。

  1891年6月,清水出生于滋贺县高岛郡,幼年失怙。上中学时,跟美国传教士沃利兹(William Merrell Vories)学英文,读《圣经》。17岁时,正式受洗。1920年,考入著名基督教学府同志社大学神学部。大学时代,有两件事让他深受触动。一是读了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的《支那漫游记》,对书中记述他访问的山东传教士的一段话印象犹深,甚至出口成诵。谈及西方传教士为信仰献身的精神时,德富引申道:“想一想,我国的各个宗教家,决心一生致力于向中国传教的能有几人?……他们就像破晓前天空的星星一样稀少,但作为拂晓前天空的星星,它的光芒是不可否认的。”

  读到这里,我就想:“什么呀,我国的青年宗教家没有干不了的事情。”

  二是参观药师寺和唐招提寺。唐朝高僧鉴真和尚不畏艰险,先后五次尝试漂洋过海赴日传播佛教文化的故事,成了他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契机。

  但这两件事还只是一个铺垫。直接促成他痛下决心去中国的,是大学毕业前夕的一次祈祷会。那晚的主讲人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牧野虎次牧师,他顺理成章地介绍了美国传教士何瑞思·崔西·裴德金(Horace Tracy Pitkin,1869~1900)的故事。义和团快到保定时,裴德金携妻、子到天津的美国义勇舰队避难,美国公使要求所有人都待在军舰上,不可轻易离开。可裴德金说,如果一个牧羊人把羊群赶到野地里却顾自逃走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卑鄙的人,于是毅然只身回到保定。回去没几天,便在住处遇害。据他家的女仆回忆,裴德金生前曾嘱咐她:“要是我被杀了的话,这里藏有一份遗书,请把它交给我夫人。”他死后,女仆找出遗书,原来是写给母校耶鲁大学的一封信:

  耶鲁啊,耶鲁,请把我的儿子约翰培养到25岁。当他到了25岁,就请把他派到保定,继承父业!

  牧野牧师边讲边哭,声泪俱下。“我听了他的这番话后,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暗暗地下了去中国的决心。”

  1919年,清水来到北京,“第二天我就开始潜心研究汉语和中国的情况了”。不久,赶上中国北方特大旱灾,“雨一滴也不下”,春秋两季作物颗粒无收,“北方五省的百姓面对大饥荒,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内地从事传教活动的英美传教士们纷纷行动起来,开始了救援活动。

  日本通常的做法是把募集的善款先交给张作霖或曹锟,再通过他们送往灾区。但是,“这些钱究竟是否能送到饥饿的农民手中,还是个疑问。特别是给了张作霖那样的人,说不定他会做一块写着‘东方君子国’的大匾额送过来,除了这块匾额的制作费用之外,其他的钱也许就会变成他买鸦片的费用了。想到这些,我也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想直接投身于救济活动”。于是,清水一行亲赴灾区收容儿童。沿途所见,令清水大受震动:

  我们是赶着马车、驴车一个村一个村地去的,农民们根本不是只吃榆树、柳树的新叶子和树根,就连我们赶的大车的马粪、驴粪也要捡。他们不是把这些粪当肥料,而是把它放在水里浸泡,然后吃那些渣子。

  就这样,他们工作了一星期,收容了800名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儿童,接着便开始筹备灾童收容所。“护士一名、医生一名、教师五名、文书一名、会计一名,收容所就这样开张了。”尽管如此,收容所的经营非常艰难。幸运的是,翌年春天雨水丰沛,麦子长势喜人。“我们没有等到收麦季节,就给孩子们每人一袋面粉,让他们回到了自己父母身边。我自己又一次赶着大车载着孩子们,一个村一个村地把他们送了回去。每个村子的父母都在路边跪着,向我表示感谢。这时,我开办收容所所受的苦和累都消失了,深感欣慰。”

  灾童收容所解散后,清水从日本国内相关慈善团体收到了300日元酬谢金。加上给灾民做棉衣剩余的200日元,清水用这区区500日元,于1921年5月,在北京朝阳门外开办了一所“崇贞学园”(创立之初叫“崇贞工读女学校”)。

  当时的朝阳门外,是北京社会最底层的贫民窟。“运河停止使用二十年,清朝被推翻、八旗兵撤走十年,朝阳门外所有的人都失业了,可以卖的东西一个不留地都卖了,如果再想卖,就只有女儿和妻子了……所以那个时候朝阳门外成了‘丫头’的产地……做‘野鸡’、‘租妻’、‘暗门子’的人很多。‘野鸡’就是英语street girl之意,‘租妻’就是把妻子租借给别人,‘暗门子’就是夜晚站在街头卖身的良家女子的意思。”正因此,“我们选择在朝阳门外进行女子教育的最初动机其实就在这里。……我们就取崇高的贞操、贞洁的贞操之意,选用了‘崇贞’二字作为学校的校名……我在想,只要教授给朝阳门外的女子们自立之路,那么就一定不会再有人去卖贞操了”。

  崇贞学园的校徽是“3H”,即奉行“hand”(手)、“head”(头)、“heart”(心)的所谓“3H主义”,提倡工读,“通过动手来培养爱心,通过劳动来开发智力,产生新的智慧”,且为学生们所做的每一件手工品支付工钱,以鼓励自立精神。在清水及其先后两任夫人清水美穗和清水郁子的努力下,崇贞学园成为面向北京当地底层贫困家庭和海外日本人、朝鲜人的著名基督教女子学校,一个充满爱的东亚国际大家庭。

  清水同情弱者和弱小民族,即使在战时,对那些丧失祖国、不得不以日本“属国”民的身份侨居中国的朝鲜人子女,他也谆谆教诲她们要积极学习祖国的母语、敢于穿朝鲜的民族服饰,为民族的复兴和自立做好准备,并以身作则,凡重要仪式,每每以中、日、朝三种语言互译,特意与夫人穿朝鲜的长袍合影留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日),上午11时,校长清水召集学园全部日本学生聆听天皇的“玉音放送”。彼时,全校共有500名中国学生和近200名日本学生。而这200名日本女生,其实三分之二都是朝鲜人。听完“玉音放送”,清水把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事情跟学生们做一说明,接着发表了一段即席演讲:

  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很长一段,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以同一国民相待。但是,从今天开始你们是朝鲜国民。今后也希望我们能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为了朝鲜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希望大家好好干。祈愿上帝保佑你们。

  演讲结束时,清水高呼“朝鲜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大家也跟着喊起来。这成了清水在崇贞学园所做的“最后的演说”。

  1945年11月8日,崇贞学园作为敌产,被北京市教育局接管。清水夫妇及所有的日本教师和女生,被要求限期离境。“每个人都是两只手把能拿的东西都拿上,能背的东西都背上了。就这样,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化为乌有,我们真的几乎什么也没有带,就被勒令离开了居住了30年的熟悉的朝阳门外。”

  在离校前,清水安三与妻子清水郁子曾于1946年2月联名致信蒋介石和宋美龄这对基督徒夫妇,信中说:“愚夫妇之来中国为邻邦服务乃上帝所指示,因而从未希望得到任何报酬,背负十字架亦为吾人乐于担任之义务也……愚夫妇向秉上帝意旨,为贵国人民服务,此后盼能永久居留中国,为中国之友。”但他们居留中国的愿望终未实现。清水一生为自己在朝阳门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而自豪,平素为人挥毫题字,无不以“北京朝阳门外 清水安三”的字样落款,对自己的藏书也钤同样的印章。

  回国后,清水夫妇于1946年5月在东京创业了著名的“樱美林学园”,清水自任园长。至1966年,樱美林学园已发展成从幼稚园、小学、初高中,到短期大学、普通四年制大学的著名基督教综合教育机构。而其在中国创办的崇贞学园,则在抗战结束后更名为北平女子第四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朝阳中学;1991年,再度更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当年崇贞学园的校舍直至1985年还在使用。

  1988年1月17日,清水安三病逝,享年96岁。他的半身塑像,至今仍立在陈经纶中学的校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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