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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研究,大约在1920年前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翌年1月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经济决定论’尚存有疑问,而在1920年,他就消除了对唯物史观的怀疑……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也与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一样更加强大起来。”

  所谓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纽带”,是指1920年底,李大钊加入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界利彦等在东京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据现存日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该同盟的花名册显示,有几位会员的名字疑似中国人或朝鲜人,但著名者只有李大钊。另一位当时滞留北京的日本会员是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昏迷生),是当时的日文报纸《新支那》和《北京周报》的编辑、记者。石川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

  丸山昏迷在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很有名,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资源,他的名字也曾在《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中多次出现。当时也住在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樱美林学园的创立者清水安三(1891~1988)回忆说:“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先生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

  清水其实与李大钊是老相识,早在李大钊留日时期,便曾登门拜访过他。当时是通过另一位丸山—丸山传太郎牧师的介绍,李大钊就住在这位丸山牧师所开设的丸山学寮里。学寮位于山吹町,离李大钊就读的早稻田大学很近便。两层小楼,面积不小,约有40坪,住着几名中国留学生,身穿立领学生服的李大钊是其中一位。每逢周日,他们便在楼上两间相通的房间里举办主日聚会活动,日本学生总有十数人参加。清水印象最深的是,唱赞美诗的时候,李大钊弹管风琴为大家伴奏:“看着这位日后的共产主义者‘大物’,在周日学校里弹奏赞美诗,那真是有趣的光景。然而过去的信主之人,却转向成了共产主义者。”笔者从未见过对早年李大钊皈依基督的记录,但早稻田时代,李大钊确实曾修习过著名基督徒教授阿部矶男的社会政策课程。

  多年后,清水再次见到李大钊,是在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做东、为日本客人接风的宴会上。七八个人,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龟”,因为是欢迎日本人,所以宴会上大家都说日语,久别重逢,不胜唏嘘。两人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从此过从颇密。

  清水去李大钊家,即使没有20次,也有十四五次。他说:“那时候,我经常和丸山昏迷君、铃木长次郎兄一起去拜访他,他的家是我们在北京最愉快的去处之一。”李大钊家位于《鲁迅日记》中屡屡出现的山本医院附近,西单往北,第一个或第二个胡同向西拐,一间朝北的屋子。李大钊家中等人家模样,与陈启修、胡适的宅邸相比,朴素得多。门柱上有孔,孔里穿着铁丝,铁丝的前端系着一块小木牌,一拉木牌,便响起“丁零零”的铃声。

  清水跟李大钊用日语交谈。李大钊的日语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流畅,倒是都明白。跟李夫人说话,清水则用中文。夫人是李大钊10岁时奉父母之命娶的童养媳,年长李大钊6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女性。在清水眼里,李大钊是一个像日本乡下的村长一样平凡可亲的人。“他静静地说着话,不是那种双目炯炯、慷慨激昂的类型。即使谈左翼的话题,他也绝不激动。他不会让对方感到紧张,相反,是一个能让人松弛的、什么都能聊得来的人。”所以清水不仅自己再三再四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一块儿过去,引荐给李大钊,如政治家鹤见佑辅和一桥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

  有两个细节令清水安三记忆犹新。一是李大钊甚喜日本的吃食,尤其是和果子(一种日本甜点)和日式馒头,经常从东单的日本店里购买。偶尔清水也买些日本食品作为礼物带去,深得主人欢心。二是李大钊的阅读量之大令人吃惊。罗素访问中国时,清水只读过其《自由之路》、《形而上学》和《哲学问题》等三部著作,李大钊却把其所有的著作都读过一遍,而彼时很多书根本未译成日文。李大钊还用英文读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他固然是读书家,但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活动家一类的人物,具有能让青年献出生命的人格魅力。”

  清水与李大钊相识相知多年,私交莫逆。李大钊爱读日文书报,常从东单三条附近面向日本人的东亚书局购书,可那里毕竟店小品种少,殊难满足需要,有时便托清水从东京的书店订购。清水曾自掏腰包为李大钊从日本订阅过界利彦主办的左翼报纸《平民新闻》。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 从日本流亡到北京时,起初由中江丑吉照应,但旋即便难以藏身,清水托李大钊帮忙,李大钊遂安排佐野经天津逃往苏联。佐野从北京站出发的那天,李大钊特意派一个青年送行到天津。那青年身材颀长,穿着硬撅撅而又肥肥大大的衣服。多年后,清水听说当年在李大钊的斡旋下,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事情,不禁突发奇想,觉得那青年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不过似乎时间不甚一致。

  1924年,清水赴美留学,行前去向李大钊告别。李大钊托他在美国搜集些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大概由于若是书的话,可以订购,而这种小册子是非卖品,在中国很难弄到的缘故吧。刚好京都的西阵教会有两名牧师先期留美,其中一位叫浅野的,在芝加哥转向为共产主义者,于是便托这位浅野牧师搜集了一批,然后再由清水设法寄给李大钊。清水后来回忆说,不承想赴美学神学的自己,为了友情,竟“僭越”至此。

  两年后,清水从美国再次回到中国,正值国民革命开始北伐,因作为《读卖新闻》、《北京周报》的特派员南下,而错过了与李大钊重逢的机会。1927年3月初,清水曾致信李大钊,力陈藏身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之不靠谱,劝其南下,但他很可能未收到此信。

  清水回到北京,便接到了李大钊惨死的噩耗,心如刀绞。“是夜,我无论如何无法入眠,往日的会面历历在目,不禁失声号泣。德国学者阿道夫·哈纳克说,只要翻开历史,便可见文化的街头必立着鲜血淋漓的殉教者的墓碑……”李大钊牺牲两周后的5月8日,清水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李大钊之死—其思与人》一文,痛悼亡友。

  作为日本人,清水看到李大钊死后,其夫人对何谓革命、为何牺牲等问题似乎很茫然,只是说“守常迷信共产”,哭个不停,他为李夫人不能像何香凝那样以凛然的态度,面对并礼赞丈夫的死而略感遗憾。

  清水安三是战前一代“支那通”,精通中文,在中国生活逾十载,交游甚广,人脉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在他的眼里,伟大者、威严者、霸气者所在多有,但李大钊作为青年时代便结识的诤友,始终是一个亲切、随和、老成持重的东洋“村长”形象。乃至他多年后翻阅中国出版的关于李大钊的传记和党史材料时,大感意外,与自己早年的印象无论如何对不上号。他自己的解释是因为李大钊是毛泽东的老师 ,因弟子的“伟大”而“伟大”。在清水的印象中,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是个人物。也许是年长者的缘故,“是很难亲近的了不起的人。霸气满满,相貌堂堂,让人不得不在他面前恭恭敬敬、彬彬有礼。跟与友人很容易熟络亲热的李大钊相比,感觉真不是一个档次”。“可要说真正的大人物,无论如何当推鲁迅。那种伟大的人物,我想日本是出不了的。虽然缘悭一面,毛泽东恐怕也属此类。至于李大钊这一级的话,日本应该也有不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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