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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

  ——兼谈19世纪末20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甲午战争后,日本虽然从中国斩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台湾、朝鲜半岛的利权,赚得盆满钵满,但内心却有种隐隐的恐惧—害怕中国报复。中国毕竟是东方睡狮,一旦发出狮吼,“蕞尔小国”日本如何招架得住?

  因此,日本对中国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对策:表面上,是绥靖政策,但清朝若变成强国的话,日本难免会感到生存危机。所以,日本暗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以此来作为牵制清朝的筹码,试图以对革命党的资助,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可这种如意算盘,却赶不上形势的变化。随着清朝末期政治磁场的剧烈变动,日本对华政策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与摇摆。以山县有朋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害怕邻国真正成为共和国,于是,公开支持清廷镇压革命,并提供武器援助,旨在使清朝延命。他们脚踏两只船,暗中派遣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民间人士赴华,为革命派提供直接的指导和援助,旨在中国革命一旦成功,清朝被推翻,也能确保日本大陆政策的延续性。但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间人士,体制内外都有一个共通而自觉的诉求,那就是日本“国益”的最大化。

  邻国破天荒的革命,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舆论关注。仅《大阪朝日新闻》一家报纸,从武昌起义爆发的1911年10月10日到翌年3月,便发表了14篇社论,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邻国革命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利害攸关。更有综合新闻杂志和画报,以特辑、专刊的形式大肆报道,以唤起国民的关心。乃至有学者(汉学家稻叶岩吉)发出了“今天日本的报纸,简直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的感慨。据后世的学者统计,当年日本媒体的规模、数量和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对75年后的1986年2月发生的菲律宾政变的报道,足见其影响之大。

  大体说来,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主要分两派:“不干涉保全论”和“积极干涉论”。前者以自由主义媒体《外交时报》和《东京朝日新闻》为代表。武昌起义后不久,法学家有贺长雄和文学家三宅雄二郎便分别在《外交时报》上发表了题为《我官民对于中清动乱的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和评论,力倡“不干涉保全论”。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再发社论阐述日清关系,强调“清国的治乱兴亡与我国云之消长有偌大关联”,主张“对清国方针要始终一贯地奉行对内政不干涉主义,对外(列强)保全主义”。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论文,主张应促成中国立宪,排除“支那干涉论”,拥护“不干涉论”:关于这个“东方最初的共和国”的国体是非问题,理应“遵从其国民的历史习惯”,实现“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自由”的立宪代议制。

  所谓“不干涉保全论”,用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尾崎行雄的表述,即“将来的支那必与我国有商业上的重大关系。考虑到这一层,如果今天对其政体横加干涉的话,将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的反感,日本将成为其永久的敌人”。可以说,这种战略思维是“不干涉保全论”的主要依据。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从着眼于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不干涉论”,在彼时日本的政、财两界,获得广泛的同情。而通过支持革命来获取中国利权的思维,其实正是这种战略的衍生物。

  “积极干涉论”的代表,主要是国家主义媒体《国民新闻》和《报知新闻》,其理论代言人是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和14日,连续两次刊发社论,说什么“清国的祸乱关乎我国之荣枯盛衰者甚大。对彼我两国的危机,理应加以堵塞”云云,力挺干涉论。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第一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认为“清国新立共和政体,与我帝国皇室中心主义迟早会发生冲突”。第二是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我国如在此节骨眼儿上,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的话”,对刚刚通过“日韩合并”置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鲜民”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日本“一边在国内禁止危险思想传播,同时却容忍国外的危险行动,在理论上是矛盾的”。第三是出于日本国内政治的现实需要,即日本军部希望以中国革命为借口和契机,实现军扩(目标是增设两个师团),其声浪之大,势难阻挡。

  两派舆论针尖对麦芒,势不两立,正面对决,旗鼓相当。在这种两极对峙的强磁场辐射下,各派政治势力迅速集结,重新洗牌。结果,便上演了一场乍看上去有些分裂,其实却高度成功的对华外交秀。无论各方的初衷如何,就结果而言,这不失为一次“官民并举”的朝野互动。如此高难度而又极富戏剧性的“双簧”演出,在日本外交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成功案例。

  1911年10月16日,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命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向清廷通报日本将对华提供武器援助,以讨伐革命军。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成立湖北军政府,革命烽火迅速蔓延,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再次请求日本政府提供武器。第二次西园寺内阁以东三省特殊权益为条件,答应了清廷的请求。在10月24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制定了维持满洲现状,在与诸列强协调援助清朝的同时,向中国本土发展势力的应对方针。

  与此同时,日本顺应国内同情革命的舆论,向中国派出了“民间外交”使团,力挺孙中山革命。那个时代日本所谓的“民间外交”,虽然参与者身份上非“公人”,但无论外交目标还是活动资金,都与政府和财阀高度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由右翼政党团体大佬和资深日本浪人组成的使团,成员清一色是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崛起的志士,也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者(虽主张“民权”,却把实现“国权”作为实现“民权”之不二路径),与孙中山个人有笃厚的私谊(孙中山在历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的漫长岁月中,于公私两面均蒙受这些日本人的关照,彼此间有很深的互信)。

  这些日本浪人虽然国家主义的大背景和政治成色大致相当,但具体的外交主张和策略却不尽相同。“玄洋社”创始人头山满和“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二人,国家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其终极的外交目标是确立日本版的“华夷秩序”。说白了,就是他们试图把中国纳入以日本为核心的分层秩序结构中,就像古代中国对周边的蛮夷小国那样,受贡以怀柔。当然,受制于国际关系现状,要想实现如此“宏大叙事”的外交目标,只有推进作为“华”的日本的大国化,客观上,合理化甚至肯定对视为“夷”的中国的傲慢、欺辱与侵略;落实到现实的政治路线图上,就是作为对支援中国革命的回报,觊觎日本的“利益线”—满蒙权益。

  国会议员出身的犬养毅的外交观,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的衣钵,希望通过列强加盟,实现对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他心中盘算的是,待中国革命成功后,日本可取代俄国和英国对中国的支配地位。但犬养自由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了解中国的历史,性格比较温和,做事讲究分寸,懂得日本要想推进其大陆政策,切不可有悖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法则。犬养为政治家出身,在政界树大根深。孙中山早年从英国流亡日本时,日政府起初碍于清廷的面子,对孙中山的滞留面露难色,后来却默认了事,也端赖犬养的影响力。

  在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浪人集团中,跟孙中山交情最笃者当属宫崎滔天。宫崎22岁即追随兄长(宫崎弥藏)闯荡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他崇尚中国传统的“游侠”古风,为人豪爽仗义,对不少中国人(如康有为等)都有过救命之恩,可谓义薄云天,与孙中山更是情同手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的厌恶和对中国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同情,在他与其他浪人之间画下一条清晰的边界线,使他在浪人集团中颇为另类。绝大多数浪人对近代西方列强的“对内民主自由,对外帝国主义”的双重标准式游戏规则普遍缺乏反思,而宫崎滔天则对此始终抱有警惕并有所批判。他从某种现代外交理念出发,认识到中国民族主义自身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成民族国家的必然性,在犬养毅、内田良平等同侪念念不忘帮助中国以实现日本“国益”最大化的时候,当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急剧向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倾斜的时候,宫崎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也许他是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幼稚,但这确是他与其他日本浪人的分野所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此前失败的教训,孙中山要求组织内部,全体党员务须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并宣誓效忠。如此“革命”的清规戒律,遭到一部分元老的抵制,黄兴愤而出走美国。对此,日本支持者内部也发生了意见分歧,宫崎滔天赞成黄兴的意见,头山满则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但从此,宫崎与孙中山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最终分道扬镳。宫崎厕身浪曲界,浪迹天涯。晚年的宫崎,越发执着于自己的信仰,不再参与中国革命。从他留下的一卷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世界大同”理想仍很执着,但同时也有某种自嘲。

  对历史细加回顾可以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以日本浪人集团支援孙中山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民间外交”,实质上是由官方一手策划、推动的“国策外交”,旨在确保日本“国益”的最大化,是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一环。由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外交观与日本自由民权运动以来为一部分政治家和日本浪人所奉行的,尽管已经开始变味,但尚未变得太离谱的“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了某种共鸣,这种外交谋略才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客观上,这种“民间外交”的推进,自然有有利于中国革命进程的一面,但同时也有阻碍中国民族国家生成和发育,进而在长远的时间轴上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这是我们应当看到并加以客观评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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