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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超越“国益”的纽带

  ——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

  近年来,一方面是出于对既往意识形态化官方史观的反思,民间史学勃兴,以一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史观重新解读历史、月旦历史人物,成为媒介与出版的新宠,大行其道;另一方面,随着历史档案,特别是海外档案的开放,因“焦距”的变化,某些历史人物身上的道德光环开始褪色,他们渐次走下神坛,回归客观。重新评价本身并无问题,毕竟通过精确调焦,或可使历史人物更加清晰地成像于历史的景深之中,功莫大焉。但同时,这种重新调焦也应该注意分寸、火候,并非越大越好,尤其不能逸出历史景深之外—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语境内考察。譬如,对孙中山的评价,无论说他有何种问题、缺点和局限,无法否认的一个原点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家。其一生颠沛流离,但念兹在兹的始终只有一件事—革命。模糊或否认这一点,便是无视历史景深。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以日本为根据地,不仅在那里组建革命组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筹措革命资金,革命运动失败时,逃亡日本—其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是在岛国度过的—而且与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彼时与孙中山交往的日本人,有政治家、实业家、浪人、志士,构成复杂,背景各异,多与日本政府、军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则干脆是大陆政策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用历史学者、南开大学俞辛淳教授的话说,“(日本)浪人和政治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同情、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而另一方面又想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利用孙中山。然而,也不能说孙中山和日本人的所有交往都局限于这个框架中。”譬如,浪人宫崎滔天和志士山田良政、山田纯一郎兄弟就很纯粹。而梅屋庄吉与孙中山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他秉承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观,倾其所有,全心全意地支援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俞辛淳语)

  孙中山在日流亡的时间累计逾9年,交往的日本友人不可谓不多。但碍于历史的局限,客观地说,双方均有为各自国家及其紧迫的政治目标所囿之处,难免相互猜忌、防范,甚至利用,尤其是与那些有官宪背景的人士交往时,想保持私谊的纯洁也难。可唯有与梅屋庄吉的友谊,基于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竟奇迹般超越了双方各自的“国益”等现实政治的束缚,成了动荡的革命岁月中一种“超现实”的奇迹。

  “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百年后的今天,知道梅屋庄吉的人已寥寥无几,甚至在孙中山、宫崎滔天等知之甚深者的著作中,也鲜有提及。之所以如此,盖因梅屋其人刻意的低调。他的遗物中有一个大笔记本,上面写着一句话:“我基于与孙文的盟约,决意参与中国革命。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等概不对外泄露。”这既是梅屋的自律,也是其对家人的约束,因为他深知在乱世的峥嵘岁月,自己所从事的,是对邻国革命的资助。出于对革命理想的至诚和对友人孙中山的信义,必须确保万无一失。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梅屋庄吉之女梅屋千世子才把这段尘封的往事公之于世。而梅屋庄吉的名字进入公共视野,其实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后,中日两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通过媒体的推介,梅屋庄吉和孙中山的交往才广为世人所知。

  梅屋庄吉于明治维新之年(1868年)的11月26日出生于长崎市西滨町,从小被过继给无子嗣的远亲梅屋吉五郎夫妇。养父吉五郎开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经营碾米的同时从事贸易,是长崎与上海间贸易的开创者。长崎作为港口城市,在锁国时代就是德川幕府指定的唯一对外通商口岸,有贸易传统。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早年在土佐藩开设的土佐商会做事,曾在梅屋商店的出租屋里居住过,据说还曾背着年幼的庄吉四处玩耍。

  15岁时,庄吉乘自家货轮“鹤江”号只身赴上海、南洋游历。在上海,他头一次见识了十里洋场的繁华,同时也看到了白人殖民者的霸气和中国人的不幸,内心唤起对中国的同情。庄吉从小就乐善好施,且不图回报。少时,他每天都从店里的钱柜擅自拿钱,却并不为自己零用,而是到贫民区施舍于人。据说有一次,一位贫民临终前双手合十,郑重向庄吉托愿:“梅屋家的少东家,请帮俺立块碑吧。”庄吉慨然应允。梅屋夫妇先后领养过不少孤儿、弃儿,将他们一一抚育成人,送入社会。其中包括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生的孩子(即蒋纬国),在戴季陶致庄吉夫妇的信笺中,记录着此事的经过和对夫妇的谢意。

  经过最初在大米投机生意上的挫折后,庄吉在新加坡开了一家照相馆,后移至香港,“梅屋写真馆”就位于繁华的市中心中环一带。19世纪末,摄影技术已臻成熟,成为面向富裕阶层的高档文化消费。庄吉原本就有经商才能,加上铺面的位置绝佳,照相馆很快便人气了得。

  1895年仲春的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着装整饬的青年绅士光顾照相馆。见客人拍完照后并无去意,庄吉便将客人引入内室。其实,来客并非陌生人。两天前,在一个慈善晚会上,店里的老主顾、英国医生詹姆斯·康德黎博士便向庄吉引荐过:孙文,康德黎博士的得意弟子,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澳门、厦门、广州等地开业行医,眼下“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暂居香港”。

  有证据表明,内室密谈话题广泛,且相当深入,二人琴瑟共鸣,血脉贲张。30年后,梅屋庄吉在孙中山陵前所致的悼词中,深情追忆了二人从邂逅、相识到交换盟约的过程:

  关于中日结好、亚洲振兴乃至人类的平等之理想,我等英雄所见略同。特别是先生以为实现此理想,须先进行中国革命。如此胆识和热忱令我感动。短暂会晤,已盟誓将来。

  作为声气相求的“大亚洲主义者”,庄吉迫切希望看到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实现。为此,他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资金支持:“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彼时,孙中山29岁,庄吉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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