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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失败·逃离香港

  广州起义失败·逃离香港

  照相馆密谈后不久,梅屋庄吉与孙中山便进入了第一个“项目”的合作:广州起义。庄吉多次随孙中山一道赴穗考察,和以往有过贸易来往的中国人及黑社会的头目接触,秘密推进起义计划。

  为确保起义成功,须采购大量武器。孙中山内心很清楚日本政府对自己所持的暧昧立场—既不得罪清廷,又觊觎革命胜利后的特殊利权,对革命派暗通款曲—他自己也有意利用这一点。他多次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并当面委托他代为筹措步枪2.5万支、手枪1 000支。为牵制清廷,中川也有心援手,便向当时的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后成为首相)做了汇报,但日本政府却采取静观立场,按兵不动。眼看起义日程迫近,梅屋庄吉多方奔走,派人到澳门、厦门、新加坡等地活动,通过个人渠道筹集了数百支手枪。但遗憾的是,因电报走岔,泄露风声,起义受挫。香港的后援部队在广州港口被一网打尽,陆皓东、朱贵全等起义领袖遭处刑,梅屋庄吉费尽心血筹集来的600支手枪也被悉数收缴。孙中山化装成苦力,好歹从水路逃往澳门,随后转道香港,却被清政府悬赏1 000块大洋追捕,情况危急。

  恩师康德黎博士和梅屋庄吉力劝孙中山去日本避难。孙中山听从二人劝告,在兴中会成员郑士良、陈少白等的陪同下,乘船赴神户。途中他们得知报上已经报道了他们逃亡的消息,遂临时决定改道横滨。但首鼠两端的日本政府顾及与清廷的关系,竟然拒绝了孙中山的避难请求。

  无奈之下,孙中山只得投奔兄长孙眉所在的夏威夷。为表达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孙中山毅然剪去发辫。庄吉在孙中山出发之际,汇款1 300美元,按当时的汇率计算,约折合今天的1 000万日元。

  明治维新以降,“脱亚入欧”思想渗透日本人骨髓,已固化为某种意识形态。但梅屋庄吉作为“大亚洲主义者”,却逆潮流而动,不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独立革命运动也抱有深切同情,给予莫大关注,并倾力资助。美西战争时,庄吉曾亲自携巨款驰援菲律宾,与菲国独立运动领袖阿奎纳多、彭塞交情深厚,还把孙中山介绍给彭塞。孙中山致信彭塞,从“大亚洲主义”的立场出发,高度评价菲律宾革命,主张“中国革命和菲律宾革命都是亚洲民众携手打倒列强的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运动,具有相同的意义”。

  梅屋庄吉为人慷慨豪爽,极其看重友情,有种日本武士道所尊崇的“洁”(Isagiyoshi)的气质。“梅屋写真馆”很快成了一个革命据点,往来进出者,多为兴中会成员或日本浪人、革命志士,可谓“往来无白丁,谈笑皆暴动”。由于活动日益频密,照相馆终于引来了清廷的“关照”。加上有日本叛徒告密,说梅屋是“革命的幕后策划者”,清政府要逮捕梅屋。

  梅屋夫妇听到风声,火速做好了逃亡的准备。为避免打草惊蛇,表面上照相馆仍维持正常营业。关键时刻,平时对兴中会成员的帮助起了作用,从办理出境手续到乘船出逃,处处有朋友暗中援手。1904年5月,梅屋夫妇顺利抵达新加坡。

  厕身电影业

  在新加坡落定后,庄吉打出了“梅屋写真馆新加坡分店”的广告,准备重新打鼓另开张。但新加坡毕竟不同于香港,如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以继续完成资助革命的事业,庄吉颇费了一番考量。刚好随身行李中,有一台百代公司产的电影放映机和四卷电影胶片,庄吉想到了电影院生意,却苦于没有场地和发电机。此时,一些过去曾得到梅屋帮助的华侨志士们再次伸出了援手,他们提供场地、筹备器材、策划宣传,很短时间便搭起了一处帐篷式简易电影院,居然有1 200个座位。

  当时是默片时代。庄吉从香港带来的胶片只够放映4分钟,但观众却蜂拥而至。经过初期的磨合之后,他又从法国进口了新的影片拷贝,人气攀升。庄吉到底不愧是长崎出身的商人,对商机的直觉、判断异常精准,从照相馆到电影院的升级、转型相当成功。1906年6月,当在海外漂泊了12年之久的庄吉回国时,已经积累了5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约4亿日元)的巨额财富,时年36岁。

  回国后,梅屋庄吉注册成立了“M百代商会”(M为梅屋庄吉英文拼写中的第一个字母),开始进军日本电影业,后来成为著名影业公司“日活”(日本活动写真株式会社)的前身,庄吉成了日本电影界的领军人物,推出很多开风气之先的大制作,如1912年公映的、跟随日本第一支南极探险队“白濑队” 拍摄的南极探险纪录片,成为世界最早的南极科考资料,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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