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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

  孙中山自1895年首次举兵以来,7年间共组织了10次武装革命,接连受挫。但他矢志不移,屡败屡战,不懈抗争,其背后始终有梅屋庄吉的影子。1911年的广州起义成为起爆器,革命气势高涨,迅速传遍全国。

  庄吉接到武昌起义的电报,欢呼雀跃,立即派摄影师荻屋赴中国前线,跟踪拍摄、记录影像资料。仅为武昌攻防战一役,他便捐款17万日元(折合现在的1亿日元以上)。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会见梅屋庄吉。这是二人阔别8年后的重逢,自梅屋在香港立下“君举兵,我以财政相助”的毒誓以来,已过了18载。孙中山在日本各地巡回访问、演讲,所到之处,受到革命英雄般的欢迎。在留下的一系列珍贵历史照片中,庄吉均与孙中山并肩立于画面中央。

  孙中山应邀参观庄吉位于东京浅草的电影院。庄吉特意为客人安排了一场观影会:偌大影院,只有宾主二人落座于观影席中央。银幕上,是由摄影师荻屋拍摄、由庄吉亲自剪辑的辛亥革命纪录片:激烈的巷战、溃散的清兵、革命军的急行军、炮火硝烟中的长江沿岸……影片的结尾,是1912年元旦于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盛大庆典。

  孙中山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看过一遍后,又看了第二遍。看完之后,庄吉把电影胶片郑重赠予了孙中山。这部电影,在日本国内从未公开上映过,是庄吉专为孙中山特别制作的。对此,孙中山郑重感谢:“这是民族与革命的记录,将长久地流传于后世。”后来,一些不时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历史纪录电影中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多源自这部纪录片。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度被迫流亡。日本政府再次暴露出机会主义的本性,采取了支持袁世凯的方针,外务大臣牧野伸显下令严防孙中山流亡日本。鉴于这种状况,孙中山身边的志士萱野长知恳请他重新考虑避难地的问题,并建议选择新加坡。但孙中山坦言:“我应该去的地方,只有日本。”在孙中山自信满满的背后,显然有梅屋庄吉的鼎力支持。事实上,1913年8月8日,孙中山一行从台湾乘“信浓”号商船从门司港登陆仅10天后,便秘密住进了位于东京大久保百人町的梅屋宅邸,且一住三年,仅有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极少数人知道。后在梅屋夫人的亲自撮合下,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此结婚,共同生活在这座寓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病逝,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政治遗嘱,享年59岁。巨星陨落,长子孙科给梅屋庄吉发去讣电:“父孙中山十二日晨9时去世。谨此感谢生前您给予父亲的深厚情谊。”梅屋庄吉作为唯一与宋庆龄和孙科一起扶灵回南京的日本人,亲手安葬了终生挚爱的友人。

  孙中山死后,庄吉一度陷入颓唐,身体大不如前,连对一向喜爱的盆栽也失去了兴趣,把培育了20年之久的盆栽统统抛售,“整整用两辆汽车搬运盆栽”。

  1928年4月,蒋介石再次北伐;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伐结束;12月,东北易帜,中华民国终于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关东军却加紧渗透,中日关系阴云密布,前景殊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邀请梅屋庄吉访华,以践国父生前“待革命成功之时,一定要邀请梅屋庄吉及其家人作为国宾前来中国”之诺言。实际上,日本政府也有意让梅屋扮演民间大使以斡旋和平的意图。

  此时,梅屋已辞去“日活”会长职务有年,年老体衰,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但他想到与孙中山逾30年的友谊及共同的革命理想,痛感在此历史关头,自己理应出面,以当事者的身份缅怀故人,让孙中山的思想流传后世。于是,他倾其家产,斥重金请日本有名的店家精心制作了四尊孙中山的铜像(每尊高3.6米,重达7吨),无偿捐赠给中国。1929年3月,他与妻女一道,作为国宾,携首尊铜像乘船赴中国。首尊铜像安置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内,后三尊随后分别安置于广州(中山大学)、澳门(国父纪念馆)和黄埔(黄埔军校旧址)三地。

  梅屋庄吉生前念兹在兹的最后“项目”,是投资拍摄一部反映孙中山生平的电影《大孙文》,终未能实现。孙中山去世后第9年,1934年11月23日,梅屋庄吉对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无限忧虑,准备与时任首相的广田弘毅会谈,遏制军部的企图,在赴会的路上猝死,享年66岁。关于中国革命,庄吉只留下了一句话:“在中国发生革命之际,与他国志士交往中,始终坚信要为一个信念而努力。”

  梅屋庄吉的葬礼上,蒋介石送来了花圈。庄吉的灵柩上覆盖着日章旗和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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